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来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记者查阅了外交部相关的解密档案，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不断佐证了这段历史。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在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里: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援助带来的友谊是无价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适合老挝9月初播种；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我驻老挝使馆汇报，当时的老挝领导人富马当即说比如“美国即使对老挝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与邻国，首先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才一直延续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口罗口罗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