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1961年，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共和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

在这次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上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所写《关于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信中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刘少奇来到家乡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生活了44天，住进生产队养猪场旁的破旧空房，踏看田地、山林、水塘、畜圈，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同农民和社队干部促膝交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武安县伯延公社社员张二廷率直地反映了食堂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到张二廷家，坐在门槛上同他交谈，进一步了解实情。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陈云来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煤炭和冶金工业座谈会，进行工业调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也分别到四川、广东、北京等地调查，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下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着党内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在充分调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以及“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