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之风”刮进文艺界。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歌运动”，提出的口号是 “村村有诗人”，并向群众布置写诗的任务和指标。1959年出版的 《红旗歌谣》虽然采取了民歌形式，大多数却是浮夸风的产物。回首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反思和警醒。

上海作协发布《作家们！跃进，大跃进》公开信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开始了。

1958年2月25日，上海市委举行文艺干部大会。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表了他对文艺“大跃进”的看法:“在这种工农业的大跃进形势下，科学、技术、教育、文艺这些部门，就显得有些落后。”柯又对上海文艺界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柯庆施作完报告的当天下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如何跃进的问题。上海分会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 件，这个指标显然已经落后了，经过讨论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此时也增加为235部。

作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一位著名作家表示，两年内准备写中、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各一部，谈自己创作的文章十万字以上，同时编辑、整理和修改自己的文集九卷，年内译完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

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