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面临的重大挑战与他后来在上海解放后面临的挑战一样:物价暴涨。《陈云传》里叙述说:“从1948年3月开始，领头上涨的是粮价。平均物价指数六七月比2月上涨近三倍半。粮食由2月底每斤160元涨为六七月的1600元，上涨9倍……一部分主管人员担心刺激物价而不敢提高公营事业价格，因此造成一系列明显不合理的现象。例如，600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10支纸烟的价格，一盏20瓦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一支纸烟的价格;接近产盐区的通化每斤盐价1200元，而不产盐的北满反而只售500元;公家掌握的布价，由10斤粮换1尺布，一跌而为5斤粮换1尺布。金价也跌了一半。”

更为精彩的是陈云对物价暴涨的原因分析:“第一，由于大量增发纸币。货币发行量由2月底的1400万元猛增到六七月的6000多万元。货币增发的主要原因是主力部队和二线兵团人数增多。从1948年3月起，东北解放区(除热河外)脱离生产人员140万(其中军队108万)，占全部人口的4.5%。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脱离生产人员超过全部人口的2%就会带来财政压力，何况已超过这个比例一倍以上。增发货币的另一原因是必须购粮40万吨，这主要也是军队有脱离生产人员的需要。第二，物资不足。第三，政策的失误。”

脱离生产人员超过全部人口的2%就会带来财政压力——这一判断标准，经济学家薛暮桥有严谨的计算:“每100个居民只能养活两个脱产人员的结论，是我根据财政供给与人民负担的关系计算的，按照当时华北解放区的一般状况，人民平均收入在400斤小米上下，脱产人员的开支约4000斤小米。根据经验，人民负担最高不能超过20%，超过此限，人民生活就很困难，因而脱产人员不能超过2%，这样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事实上，除了华北解放区外，山东、西北、东北各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均超过2%，因此人民负担不了。形成的亏空，一部分靠工商税收等来解决，大部分靠发行透支来解决。”

战争、军队、脱产人员……如此递进形成财经观察里的涨价原因，证明不次于军事的财经无法脱离战争而自行运转。战争与接管，在财政逻辑里，并不容易那么轻易地转换。深刻洞悉物价上涨原因的陈云，其解决之道的选择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

薛暮桥回忆那个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汉宸同志立即进城接收国民党的金融机构，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周副主席命我去见已先到北平的陈云和董必武，请示货币发行方针，董老偏重稳定物价，按每月上升10%计算。陈云说: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20%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30%。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币的印制计划。当时人民币的最大票面额已为50元和100元，按陈云同志的方针就应当准备印制500元和1000元的人民币，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我回西柏坡后，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同意陈云的意见，并且告诉我，中财部即将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任主任。”

稍后薛暮桥亲历的故事:“(1949年)2月末，大连市委来电，说大连造纸厂(当时解放区唯一能造印钞纸的工厂)造纸的铜线网，被蒋军掠夺运到天津去了，请天津市委立即查明送回大连。当时我为中央起草给天津市委电报，用急电自己批发。周副主席看到后批评我办事太草率。他立即亲自命令派一辆卡车，要我当晚(已经子夜1点钟)派一干部专程去天津询问。幸而我派的干部到天津时，天津市委已把铜线网送到大连，这才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他心中想着铜线网迟到大连一天，就要少制造多少印钞纸，影响军费供应。”

“人民解放战争空前大规模胜利进军所产生的特殊的暂时现象”，薛暮桥从经济的角度统计，“自1948年12月～1950年2月1日，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4.1万亿元”。

这一特殊现象，除战争形成的脱离生产人员因素之外，“把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是另一层原因。《毛泽东传(1949～1976)》里记录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4000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这本关于毛泽东权威的传记概括说，“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120亿斤小米的开支”。

1949年的中国现实，《毛泽东传(1949～1976)》描述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这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如此种种因素，形成了对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挑战。

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马立诚检索统计年报:1947年统计，上海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12个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54.9%。1948年统计，全国190家商业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有67家。上海的保险公司占全国总数的87%。上海的轮船公司船舶吨位总计950702吨，占全国总吨位的80%。《陈云传》里给出的当时数据: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上海的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以增发人民币收购棉花来保证上海纱锭运转，这是陈云根据面对复杂局面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决策。”

但是，上海解放10多天时间，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随即爆发“银元之战”——“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每天麇集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涨势仍在继续。”《陈云传》记录当时:“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在电告中央后，6月5日，抛出10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跌。然而，10万银元被投机商人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每元的价格涨到1800元。”如此庞大的投机势力，薄一波记录当时的一般观察:“据说，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市场波动，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也是以失败告终。”

之后，“6月7日晚，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央报告这个决定。12个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加之“银元之战”的“突发事件”，《毛泽东传(1949～1976)》里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

透过“银元之战”，陈云再次显现了他深刻的洞悉力:“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

这层现实，意味着“银元之战”绝非终结之战。上海市场此后仅仅平静了十几天，“由于货币流通量猛增、海口遭封锁，投机家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

这个时候，《陈云传》描述当时应对选择:“上海曾向中央提出进行疏散的意见。陈云也曾打算从上海迁移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但是，到上海经过调查研究后，陈云改变了原有设想，决定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他解释说:“这件事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物价问题，不仅仅是上海的挑战。当时的情形:“新中国成立后刚半个月，从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1.5倍，华中、西北与此相近。这次涨风，上海、武汉是由纱布带头;天津、北京是由粮食带头。”因此现实，“物价问题，已成新中国成立面对的全局性问题”。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陈云做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陈云传》记录说:“他坦率地指出全国物价上涨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太大、钞票发行太多，而且情况依然相当严重。11月份，军队和其他吃公家饭的人数已由8月份的600万增加到700万;军队开去打仗，要先带一批款;新解放区收不上税来，钱粮都要补贴;加上用在铁路的修补、轮船交通企业的投资、邮电和工矿的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及收购棉纱的资金等等……差不多是出去3元，收入1元，赤字2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是:保证军政费用的必需开支，力争金融波动次数减少，波度减低。为达上述目的应采取的办法:一是多生产些，少用一些;二是多收多借，组织管制。多收，即农民的公粮不能减轻，城市要增加税收。多借，即发行折实公债。”

陈云的“用经济的办法解决经济的问题”，并非完全顺利。薄一波回忆当年:“建国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流行所谓的施‘仁政’的观点，似乎收税越少越好。我们过去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现在有些同志自己也不敢收税了。弥补赤字，究竟是多发票子还是多收税，中财委权衡的结果，都不赞成多发票子，主张用多收税的办法争取收支的平衡。后来中央规定，在一个县里配干部，除县委书记和县长外，还要配备一个强的干部去当税务局长，把税收工作抓起来。”

稍早一些时候陈云提出的发行公债并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时，陈云写道:“一、2400亿元公债的用途:弥补赤字1/4;减少物价波动;易于收购土产;帮助货币下乡。二、债额定为2400亿，是因为8、9、10三个月的财政收购发行数字共约6000亿，而公债收回之数除黄金美钞外只有2100亿，在放多收少中银根不致过紧。三、公债以劝购、派购形式推销，工商业家内心不会拥护，但公开积极反对者估计也只有少数。大中城市游资很多，2400亿元为数不大;另方面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四、公债用折实办法，利率4厘相当于半年定期折实储蓄利率。五、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国家均用征税、借债、发行钞票三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的情况下，今后适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短借短还目的在树立债信，必要时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陈云传》写道:“毛泽东看了陈云答复的电报，仍觉得不完全有把握。要求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不过，这次发行公债的建议，薄一波说，“因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对于现时发行公债一事尚有异议，所以中央决定推迟”。

在政务会上，陈云经济应对选择再次提出发行折实公债。这次的结果，《毛泽东年谱(1893～1949)》里称:经中共中央讨论研究，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务院通过决定，从1950年1月1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1万万份(每份按当时物价计算约等于1.2万元旧人民币)，计1.2万亿旧人民币。

当逐步完成这些基础性的经济的办法后，加之当时国家掌握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有了力量与上涨的物价进行真正的较量。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取的方针的指示里说，“目前稳定物价已有可能”。《陈云传》里描述:“陈云起草这份电报稿后，立即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看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可见事情的急迫。那时，毛泽东工作后尚未入睡。陈云的电报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

结果，薛暮桥总结说:“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将连续12年(1937～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及物价猛烈上涨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定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里，薄一波写道:

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还是薄一波，在与毛泽东讨论“朋友”与“敌人”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能力有质疑时，记录下毛泽东的一个乐观回答: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