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

看起来，这次意外没有对正开始进行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太多影响。各方材料描述此后的谈判，都称，“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们对此的界定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稍后毛泽东在谈到这个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们总结道，“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在签订仪式后的招待宴会上，师哲记录道:“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果然，斯大林破例出席了中国大使馆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的答谢宴会。-

“(1949年)8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请对发行公债问题加以说明:1.2400亿元的用途;2.为什么需要2400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3.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4.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5.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

《毛泽东年谱(1893～1976)》记录毛泽东这一天对公债问题的回复，全部是直接明确的疑问。通观这一年毛泽东起草的所有复电，并无如此郑重而且疑问重重的复电。准确地说，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是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年谱对这一天的注释说:“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陈云和华东局就这次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控制市场物价，拟在城市和新区的农村市镇发行公债2400亿元(旧人民币)。”

稍早一些时候，(1948年8月)当时尚在东北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稍后，(1949年6月4日)在宣布筹备中财委会议上，刘少奇引用了陈云的判断:“关于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由东北入关来掌控中国共产党财经统帅部的陈云，对财经的理解，《陈云传》里记录说:“他把财经问题分为‘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两个方面。生财之道:一是清算敌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五是征收公粮;六是贸易。他说: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靠政治解决，政治只能解决一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要由经济决定。”上海解放，真正的挑战出现，陈云准备动用“发公债”的生财之道。

在解放全中国的命题下，财经不次于或仅次于军事的位置，源于中国共产党面对对象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薄一波记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判断:“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乡村/城市、战争/接管，1949年这两个转换在极迅速地进行着。

平津战役时为天津军管会服务科负责接待工作的李耀宇，回忆解放天津那天:“人民解放军攻击天津城的那天夜晚，军管会一些同志挤在一棵大树下，向天津方向张望。东边的天被烧红了，炮声就像土豆、地瓜落在地板上，隆隆地响成一片。军管会秘书长柴沫看一眼手表，高兴地说，‘开始攻城了，快去喊黄主任(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黄克诚望了一会儿东方的闪电雷鸣，对我们说，大家准备好吧！明天我们接收天津去！”

战争之后即接管，那么军人与军管会呢？李耀宇将他更精彩的回忆写进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记录》里:

军管会搬家后的第二天，野战军的两位军长应召来见黄克诚。我引他俩来到军管会主任办公室后，便走了出来。在外屋可以清楚地听见里屋的谈话。

黄克诚问:“部队怎么还没有撤出市区啊？”

一位军长回答:“黄主任，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绪。”

黄克诚严厉地说:“已经通知你们一个礼拜了，为什么还不行动？不管有什么困难，限你们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天津。”

“这个……”

黄克诚不容分说:“没有二话可讲！毛主席的指示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可不要忘了！”二位军长一声不吭，里屋一片寂静。黄克诚批评二位军长:“你们不是当了几天的军长、几年的军长，有什么推诿，讲什么困难！”

一位军长小声嘟囔一句:“下面师长、团长讲有难处……”

黄克诚毫不含糊:“谁不执行命令，军法处置！”天津市区残敌肃清后，大量战斗部队在市内占据着许多民房、工厂和学校，不利于城市恢复正常生活。

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两位军长喊了一声“敬礼”，从里屋走出来。我把他俩送出了军管会的大门外。从红军时代开始，只要攻克一座县城，上上下下兴高采烈的，如今付出巨大伤亡之后，谁不想在花花绿绿的天津多呆几天。

军事与接管，看上去是如此急迫与有效率。但细致观察接管，从当事人的感受而言，并不容易，人手紧张是最大的挑战。上海解放前被华东局任命为上海军管会财政处处长的顾准记录他的接收:“5月27日上海解放，我和接收上海财税工作的部分干部也于这一天或第二天进入上海。按照预定计划，财政处接收的单位是:伪上海市财政局、伪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伪上海市地政局、伪财政部上海直接税局、伪上海市会计处、伪财政部上海公债司驻沪办事处、伪上海市审计处、伪财政部驻沪办事处。进城时，已经安排好接收负责人，配备干部的，只有伪上海市财政局、伪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与伪上海市地政局等三个单位。”

回到历史现场，毛泽东说解放全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确实准确。进入城市、管理城市并重振经济，所有挑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时任中财委秘书长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他的极严谨、大量引用数据的《薛暮桥回忆录》里，稍稍描绘了一下上海解放时他的境况，即迅速呈现那个时代的紧张与压力:“上海解放后，我们连去上海接女儿探望老母的时间也没有。在上海开财经会议结束后，宋劭文同志要回京，我拜托他把我在上海的大女儿宛琴带回北京。当时宛琴已经14岁了，从她懂事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祖母嘱咐她不要问爸爸妈妈在哪里。祖母虽然十分疼爱她，总不能代替父母，她日夜想念我们。解放军刚进上海，她在大街上站了半天，总希望在队伍中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我们呢，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躺在床上时，往往想起她和老母亲。”

从农村进入城市，困难的不是战争。

薄一波回忆华北最初接管城市:“我们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些同志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去看待城市。如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曾经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了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1947年攻克石家庄，接管工作虽有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来。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城市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1948年4月19日，我曾把这些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做了一条重要批注，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毛泽东对未来国家经济蓝图的构想，按胡乔木的梳理，与攻克石家庄差不多同时，1947年底，“毛主席首次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与此对应，“坚持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从整体上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面，这是毛主席十分强调的”。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攻克城市并进入城市之后，更为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即怎样对待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既是理论思考，也是现实应对——胡乔木溯其源头，“(1948年)9月，毛主席说，‘六大’、‘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个发展，原因是它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太少了，还需要它。现在，是有条有理地向官僚资本及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进攻，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则根本不是进攻，而是合作妥协。10月下旬，他在致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由此思考发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不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记录下了毛泽东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军管会进城后，随即面临“四面八方”的问题。

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不久，薄一波发现了真实的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稍后，薄一波又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

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巡视。王光美回忆:“少奇对去天津调查很重视，行前看了有关材料，写了调查提纲。还特意通知从香港回来的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同行。”

王光美记录下刘少奇与资本家面对面的座谈:

少奇到天津时，天津资本家的思想是很乱的，普遍存在恐慌心理，感到没有出路。李烛尘先生说，他的久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贸易公司就压低价格，他们赚不到钱，只好把盐又运回来了。

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比较敢讲话。他的独生子周一良是北京大学教授，地下党员，还有一个女儿也是共产党员。他对少奇说:“我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厂子开多了，剥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少奇回答他说: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少奇对东亚毛纺公司总经理宋卿也这样说:你现在才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厂子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你八个厂子，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

从天津唐山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中写道:“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须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入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

这份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毛泽东又将其转发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并在上面写道:“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中央如此严厉措词，此后，研究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的马立诚检索当年的《人民日报》(1949年12月4日):饶漱石在讲话中，把上海的私营企业主叫做“工商业家”。

城市的细节远比想象的复杂。在已经解放了的东北地区，交通警察遇到的难题是汽车是靠左还是靠右通行。陈云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对此问题如此解决:“全国各大城市靠右，新汽车构造适于靠右，许多新雇和俘来司机习于靠右。但东北政委会因伪满时靠左习惯而久已通令靠左。为了适于沈、长各市与将占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以通令改为靠右为好。”

不过，以不次于军事的财经的角度观察，交通警察遇到的难题，只是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