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做了多年的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叙述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极其精彩地嵌进这个小细节。

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的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1949年9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那天，1949年10月1日，从下午15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一直到晚上21时25分游行结束。《毛泽东传(1949～1976)》记录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6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齐赫文斯基还没有离开，“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这封信函里，还有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的公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传》里记录这份公函:“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需要的。”在接到周恩来总理的这封信后，齐赫文斯基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政府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就是令毛泽东非常高兴的那份苏联照会。

11月8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在这份电报里，毛泽东表示了希望12月赴莫斯科拜访斯大林的愿望。这份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根据已经解密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拜访了苏联大使罗申，把毛泽东拜访斯大林同志的愿望通知了他，请他转告莫斯科”。

《毛泽东传(1949～1976)》里说，“出访苏联，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

事实上，这年的早期时候，1949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曾秘密访问苏联。

看上去，这也是一个相对突然的决定。当时由于临产，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先期回到北京，而刘少奇仍然在天津、唐山视察，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回忆说:“(1949年)5月10日，我正在我母亲那里，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的电话，说主席要我转告少奇:有要事，请少奇同志速回北平。我不敢耽误，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时少奇在哪里，忙用家里的电话给黄敬同志打电话。北平、天津都是刚刚解放，电信不畅，我又不知道天津市政府的电话号码，更不知道黄敬同志的行踪，所以费了好大事才找到黄敬，托他把叶子龙来电话的事转告少奇。”随即赶回北京的刘少奇，开始准备莫斯科之行。

刘少奇的随行翻译师哲回忆此次行程:“刘少奇、王稼祥从清华园车站出发北上。同车的有戈宝权、邓力群。陪同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的还有柯瓦瘳夫(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代表团第一站到达沈阳，同高岗会合。第二站到达大连，在此乘坐当时的王牌飞机‘道格拉斯’前往苏联。”在这本《中苏关系见证录里》，师哲说:“代表团被安置在莫斯科城内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里。8号公寓是沙皇时代某大资本家为著名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华而舒适的住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的招待所。”

刘少奇此行，师哲记录下来最为精彩、后来也是广为传播的部分是:“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有意思的是，师哲稍后又作为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观察到的事实是，毛泽东两次希望按照斯大林要求的“你们还是说出来好”表达出他自己的委屈，结果都让斯大林岔开了话题——师哲描述斯大林与刘少奇此次会面时如此表述:“斯大林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做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

师哲记录斯大林的这次自我批评，是1949年7月27日在孔策沃别墅宴会上的双方交谈。

而在自我批评之前，双方因一个小细节而稍显尴尬，师哲这样记录:“斯大林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少奇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拒不接受敬酒。斯大林又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但推来让去，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敬酒。”王光美对这一细节也有深刻记忆:“少奇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起没有接受这杯酒的事。毛主席说:‘不接是对的。’”

拒绝这杯敬酒，中国方面的源头材料主要来自师哲的回忆——“兄长”与“弟弟”之关系，“双方由于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或许还有人情风俗上的隔阂，所以出现了这个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当时随行的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在他90岁时(1991年)接受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C.H.贡恰罗夫访问时回忆这一时刻，提供了新的事实。

“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撤消了台湾问题。接着，显得非常激动的高岗讲话。他首先完全支持刘少奇的发言，然后说，他想提出一项自己个人的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保障满洲的安全，使之免遭美国人的进攻，并会使满洲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根据地，以便继续进攻南方，彻底粉碎蒋介石。为了论证这样的看法，高岗还建议在青岛布置苏联的舰队，加强大连的苏军，扩大苏军人数。高岗讲话结束后，与会者响起了一片掌声，但是刘少奇却表现出一脸怒色。这时斯大林站起身来，向着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所有与会者对这样的称呼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张作霖是一个土匪，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成了满洲的独裁者。”

显然，从时间逻辑上看，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才是孔策沃别墅宴会。拒绝那杯敬酒，除了“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那天的意外局面，或许也是因素之一。

稍后又陪毛泽东访苏的科瓦廖夫在这次访谈里也坦陈:“(陪同毛泽东)访问前夕我开始给斯大林写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到坐上火车我才把这个报告写完。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对内对外政策基本问题上的实际做法同斯大林对他们的建议做了比较。在这方面我对中国领导人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性意见。”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那本书里，薄一波描述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共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薄一波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做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了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斯大林将科瓦廖夫的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有些猜疑仍未完全解开)。”科瓦廖夫不久也得知自己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他(斯大林)还同时把高岗寄给他本人的几个情报夹亲手交给了毛泽东”。

刘少奇访苏回国，这时党中央已经迁入中南海办公。王光美回忆说:“少奇直接回到了中南海万字廊家里。一到家少奇就同毛主席联系，不多一会儿就走去菊香书屋主席那里汇报。从主席处回来，少奇很高兴，对我说，‘受表扬了’。”

刘少奇秘密访问带回的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需要将其变成正式文件与条约。《周恩来传》里提供的解释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时访问苏联？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做了说明:一是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意见;二是要和苏联订立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

访问苏联的夙愿，胡乔木定义的起点时间是，“1948年4月”。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里，胡称，“毛主席对中苏关系极其重视，把它置于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计划迁至西柏坡，结果毛泽东比周恩来和任弼时晚一个多月才到，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解释说:“因为毛主席到城南庄后致电斯大林，准备在5月初动身越京张铁路到哈尔滨，再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商讨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斯大林复电同意。所以赖祖烈忙着给毛主席制备行装。中央还准备派一个旅护送毛主席，把罗瑞卿调出来，带这个旅。5月上旬，斯大林考虑到从河北到哈尔滨，沿途还有傅作义的部队，安全难有保障，希望毛主席推迟访苏时间。毛主席才在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从研究者的角度，更严谨地追溯，俄罗斯学者安·梅·列多夫斯基检索已开放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时的档案，认定:最早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在1947年6月15日。但之后两周，斯大林又改变了主意。

回到已经做了足够充分出访准备的1948年。7月，斯大林再次复电称:“鉴于征粮工作已开始，诸领导同志从8月份起将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在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已经开放的俄罗斯档案记录了负责中共与斯大林联络工作的安·雅·奥尔洛夫(当时在中国)的报告:“毛泽东对于苏联诸领导人忙于征粮工作的说法并不信以为真，他说:‘难道苏联对征粮工作如此重视，竟然使得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都要去从事这项工作吗？’……毛泽东已经在装行李箱了，连皮鞋都买了(他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平时穿的是布鞋)，厚呢子大衣也缝好了。”

斯大林与苏联方面反复的推迟与延宕，列多夫斯基研究相关材料的结论:“推迟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真正原因是，在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还保持着官方关系期间，莫斯科下不了决心来接待这位‘游击部队的领袖’，担心会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

俄罗斯档案显示:“据相关材料:最初在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保持着官方关系期间，莫斯科下不了决心来接待毛泽东这位‘游击部队的领袖’。”杨尚昆回忆那时:“叶剑英同志来电，要我到北平去，筹划把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恩来同志对我说，你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二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让李克农去吧。他说的‘客人’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这次来化名安德列夫，是斯大林派他来同中共中央商讨党政军大事的，因为毛主席暂时不去苏联了。1月31日，米高扬一行10人，经大连飞抵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第二天起就同毛、刘、朱、周、任会谈。这件事是严格保密的，书记处的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全力以赴。”

这一时期的中国格局，从外交官的角度观察，亦极不明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美国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里这样写道:“就我本人而言，1948年的最后一两个月和1949年的开头几个月是一个引人入胜又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当年的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在日本人入侵中国后不久对我讲过的一席话，意思是说我们正在观看一场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剧，我们座位在前排，但是除了旁观和做做解说之外，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记得那时我很想知道美国的代表是否只需要当一名观众就行了。哪想到我现在正坐在一个豪华的私人包厢里观看一场令人甚为悲伤的演出。”

也就在米高扬抵达西柏坡期间，胡乔木回忆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这就是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美国和多数国家的使节仍留在南京。”苏联使馆以大使为首的大部分人迁往广东，当时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列多夫斯基坦陈:“看起来就使人感到莫斯科方面表现得对蒋介石政府更有好感。外国的外交家们和中国的地方当局都企图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苏联外交官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引证的是公认的国际惯例:外国使馆应当设在所在国政府的所在地。我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回答是认为很没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执行莫斯科的指示。”

这是一个复杂的时刻。《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录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指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之后，胡乔木记录:“6月上旬，司徒雷登又经其私人秘书傅泾波表示，希望访问北平，与周恩来会面。经恩来同志指示，6月28日，黄华正式答复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但美国最高当局很快做出了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

两天后(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他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写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收入《邓小平文选》的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华东局诸同志的一封信(1949年7月19日)这样写道:“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这个时候，刘少奇已抵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