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八”59周年前夕，国民党与凤凰卫视合作拍摄的纪录片《春蛰惊梦：二二八还原记事》与观众见面。通过采访当事人，该片还原了历史，颠覆了一直为“独派”人士所片面宣扬的省籍冲突，再现了鲜为人知的省籍互助事实。凤凰卫视向本报独家提供了该纪录片的文字资料。

刚刚光复的台湾，百业待兴。刚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挣脱的台湾民众，热烈庆祝光复，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随后成立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并没有带给台湾民众希望。当时在南洋的台籍日本兵，也陆续搭船回到故乡，但是回家的喜悦立刻被现实的残酷所摧毁。

从光复的喜悦到失治的痛苦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好像那时候台湾的人口有600万，失业人口他们估计就有30到50万之多，这个失业率是很高的。”

继失业而来的是物价波动，从光复初期到1946年底，台湾物价指数已经飙涨了30倍，随着1947年的脚步接近，台湾岛内一场风暴隐然成形。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规定，台湾重要物资都由政府掌控，沿袭日本殖民当局的专卖制度，百姓不准私自贩售。加上大陆国共冲突范围逐渐扩大，许多物资都运送大陆，台湾人开始发出怨言。

当时正处学生时代的张永福回忆说，“台湾出产的米等民生用品，大量由基隆港出海，用到国共战场，当时的台湾人没有工作，当然没有收入，没有钱买米。”

据“二二八受难者”家属沈澄洲回忆，“一日三市，你今天的价钱，明天又一涨，涨了好几百倍。新台币4万块换原来的1块。不管是有钱人，没有钱的人，都是有这个感受，就是经济（崩盘），以后的生活不能稳定。所以人人都在恐怖之下度日，东西到后来只好实行配给制度。”

台湾光复时，每台斤白米只要0.2元，一年多后，每台斤的米价高达80元，飙涨了400倍。

令人失望的接收者

前来接收台湾的“中央大员”，并没有遵守“不偷懒、不欺骗、不揩油”的三不规定，贪污事件时有所闻。连当时的专卖局长任维钧，都有监守自盗的嫌疑。而接收日本资产的过程，更提供了公务员贪污的机会。

接收人员蒋君宏就曾亲眼目睹贪污现象。“司令部先派了一个王中尉，到台中去接受。他一去呢，日本的队长就派个酒家女陪他……这个王中尉到每个仓库去，他把好东西都拿去，也不写收据，所以你抓不到他证据。”

蒋君宏对上级的作为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对一般百姓来说，公务员的贪污，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日本投降后回到台湾的台籍日本兵黄金岛回忆说，“祖国的军队来了以后，到布店去买布，假设说一匹布是100元，（他们）叫店家开收据，一定要写300元，还说这样写没关系，过去的规定就是这样。我们很单纯，拿100元的商品，写300元的收据给他们。过一个礼拜，另一批军人拿着短枪上门，表示这批布我没用到，要退货。原本商品售出，是不接受退货的，但是看到他们舞弄着手上的短枪很害怕。最后没办法，只好收回。想不到，他们拿出来的收据是300元，当时是收100元，现在却得还给他们300元。”

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北市天马茶房前，贩售私烟的摊贩们一阵惊慌，因为缉私人员又来取缔了！其中一个名叫林江迈女摊贩，不但私烟全被没收，连钱都被查扣，不甘心的她，紧抓着缉私人员的衣角，苦苦哀求！

当时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负责人廖进平刚好在现场，据他儿子廖德雄回忆，林江迈拉着缉私人员傅学通不放，傅学通就用短枪敲击她的头部，听见下面人声鼎沸，廖进平于是下楼察看。“我爸爸他们大喊要大家安静下来，但是民众已经失去理智了。大家都喊着打打打。”

被遗忘的历史：省籍互助

接连几天，整个台湾几乎失控，民众攻击的怒火，从台北一路延烧到整个岛内。当时正在台中洽公的交通处长严家淦（在当时被视为“外省人”），就因为台湾友人林献堂的保护，才逃过一劫。

据严家淦之子严隽泰回忆，林献堂让严家淦躲在楼上仓库里。但“激烈的民众还是不放过他，去追林献堂，要他交出家父来。”林献堂拍胸脯说，你们要严某人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去。

随着国民党的正规军赶来镇压，岛内局势发生逆转。许多台湾社会精英都遭到逮捕，甚至被杀。

就在一片风声鹤唳中，仍有一些外省人，为了报答曾在缉私血案刚发生时，保护他们安全的本省同胞，而出面联名担保，向警备总司令部求情。

而在国民党档案室的角落里，还收藏着1947年3月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呈送给中央执行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的密函。密函中他力保创办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的台湾人蒋渭川的清白，并对廖进平等台籍党员遭到杀害，深表遗憾。蒋渭川后来得以幸免。（感谢凤凰卫视李辉为本篇报道提供的帮助，窦晨整理）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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