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进党每逢“2·28”一定会强力纪念，并藉此巩固政党理念与正当性外，近年来，国民党对“2·28”也积极纪念，使得每逢“2·28”各式各类的政治造势活动就充斥台湾民间，各有立场。

1947年2月28日，由于当时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与大批国民党官僚、驻台军队的施政，引发台湾人民反弹而萌发民变迹象，国民党军为镇压不满情绪，调集大批部队登台扫荡，爆发了让台湾人民深恶痛绝的“2·28”事件，至今还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

半个世纪后，包括陈仪深、张炎宪、李筱峰3位常被认为偏绿背景的学者，接受“2·28”基金会委托，考察“大溪档案”等机密资料，近日做出“2·28”事件政治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以官方身分正式推论：蒋介石要为“2·28”事件负最大责任，是最大“元凶”。

如此明确的定案，立刻引发外界争议。有学者质疑，在欠缺充分、直接证据能证明蒋介石直接下令镇压、规划的情况下，这篇报告不但相当大胆，也似乎“太过于情绪化”。国民党反驳，相关学者只出示有利于自己解释的史料，却故意忽视同属大溪档案内容却不同的史料，显示这份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只表达了撰写报告学者的历史观是“为政治服务”。

身为蒋家后代的国民党“立委”蒋孝严则表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选择在“2·28”前夕公布这份报告，动机可疑，而报告刻意遗漏部分史料、扭曲事实，对他的先人造成伤害，因此要求基金会和报告撰写人陈仪深须尽速道歉，否则他将提出控告并求偿新台币50亿元。

“2·28”纪念成政治秀场

根据台湾官方的正式说法，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而肩负接收治台重任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因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官纪败坏，产销失调，加上物价飞涨、失业严重，让台湾人民不满情绪濒于沸点。1947年2月27日上午，烟酒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禁缉私烟时，打伤年迈女贩，围观者群情激愤，查缉员开枪示警却误杀路人，激起民愤。

2月28日上午9时起，台北民众群起游行示威、罢市，冲入今重庆南路的烟酒专卖局台北分局，捣毁设施，造成一死四伤。随后约四五百人并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因为当时台湾米粮严重缺乏，还要运往内地，早引发台湾人民不满，因此不少民众当时误以为公署有食米可领，纷纷聚集，尚未到公署广场前即为士兵举枪阻挡。不久民众遭士兵枪击，死伤数人，点燃全面抗争怒火，引发省籍冲突。当时有许多外省人士均遭波及受伤、死亡，台湾人号称“打阿山（外省人）”，对立冲突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全台紧张气氛一触即发，由于国民党军队人数不足，立场一直相当保守。原本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根据官方的评述：不料，陈仪“颟顸刚    ”，一面协调，一面诬指士绅为奸匪叛徒，径向南京请兵。蒋介石闻报后即派兵来台，21师师长刘雨卿于3月8日率部登陆基隆，军事行动开始后导致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即“2·28”事件”。

在国民党的长期压制下，这股对“2·28”不满的情绪持续发酵了几十年而未发。到李登辉就任台湾领导人后，突然爆发开来，也为所谓的“本土意识”、台湾人的悲哀提供了强力的支持。除了民进党每逢“2·28”一定会强力纪念，并藉此巩固政党理念与正当性外，近年来，国民党对“2·28”也积极纪念，使得每逢“2·28”各式各类的政治造势活动就充斥台湾民间，各有立场。

1992年：国民党执政时期做出第一份官方报告

李登辉任台湾领导人后，曾为国民党在“2·28”期间的作为道歉，同时成立了“研究‘2·28’事件小组”，于1992年撰写出第一份官方报告《“2·28事件”研究报告》。

经一年时间调查，大量参考官方第一手资料，研究小组提出了厚达400多页调查报告，甚至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George H. Kerr所捐赠的“2·28”事件档案、英国公共档案局的淡水领事馆档案，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等。

根据这份报告分析，陈仪虽有图治之心，事变发生初期也希望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但事态发展已非个人所能控制，才乃转而要求中央加派重兵镇压，但他身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却未能有效约束军警依法执行绥靖任务，导致军警以报复、暴力手段对待台湾人民，并扩大打击面，引起台民惊恐与怨恨。

报告并援引资料指出，3月6日，陈仪向蒋介石提出事件详细报告，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飞南京面陈细节。特别强调事起后，“共产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乘机鼓动，排斥外省人，反抗政府，夺取枪械，包围县市政府”，“可知其绝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所以“严加惩治应无疑义”。因此也导致各地精英后来纷遭逮捕和杀害。

至于时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柯远芬，在事变初即以“阴谋论”认定所有相关活动，号称“宁可枉杀99个，只要杀死1个真的就可以”。待分化、炒作以致事件扩大后又予以严惩，用心不当，甚至曾遭奉命来台宣慰的国防部长白崇禧驳斥，认为柯远芬“处事躁切，滥用职权，对此次事变举措尤多失当，且赋性刚愎，不知悔改”，因此建议将柯氏撤职处分、以平民怨，却未获蒋介石同意。

而事变发生时担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断然镇压手段导致南部事态不致扩大，甚至引发军人无差别扫射，造成民众大量伤亡，“明显有疏失可议之处”。报告也指出，彭孟缉出兵戡乱后曾电报陈仪，却受陈仪指责，陈仪指出“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闻高雄连日多事，该司令轻举妄动，应负此次肇事之全责，着自电到二日起，全部撤回兵营，听候善后解决”。但彭孟缉顺利镇压高雄民变并再度解释后，陈仪又改变态度。报告也质疑，事件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竟继续拔擢彭孟缉为台湾省警备司令，更造成民间恐惧与不安。

报告质疑，在台情治人员如军统、中统等，均渲染事件的严重性，指称参与者并非单纯要求政治改革，而怀有叛国、独立、夺权等重大阴谋，同时夸大外省同胞伤亡，及暴动者人数。终于导致蒋介石派整编第21师来台平乱，但报告也提及，蒋介石虽再三严令不得对台民施加报复，然属下终未能遵行。

报告强调，蒋介石当时身为国府元首，对叛乱活动，自有派兵镇压职权；但问题在于，当时台湾人民充其量是为求高度自治，并无反叛之意，蒋介石无暇查证，过度信任陈仪，有失察之疵。其后报复、违纪事件频传，蒋介石也终未能防止弊端发生，甚或惩治失职者，以平民怨，遂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