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碑文虽以定稿，但绝对未尽公允也不完整，在这事件中，最弱势的死难者族群——暴动初期冤枉遭杀害的外省人，却在所谓的决策当局，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及死难者家属的所谓的折衷协调下，被完全忽略。他们有不少人是全家冤死，也有的被杀後留下分隔两地嗷嗷待哺的妻儿，就此天人永别，而家属全不知情，一样是善良的老百姓，但是平反，伸张，补偿，却未适用於他们的身上，是有意的忽略，还是牺牲弱者？我们的社会就这样的把他们抛弃了。要知道，有选择的正义，不是正义！

本人亲身经历二二八事件，现虽年事已高，但自觉有义务将当时所见所闻加以说明，一为历史作见证，二来但求告慰这些冤死者在天之灵。

台湾光复初期，因着蒋总统的以德报怨号召，从大陆及南洋平安遣返的台籍日军有数十万人之多，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被完全日化，以讲日语为荣，自认为大日本帝国台湾国之子民，无法接受日本战败之事实，仍缅怀昔日的皇军威风，无视於尽管当时百废待举，而政府仍尽力照顾，遣返，医疗之苦心，而心怀不满，待机生事。同时，在光复两年後，亦有不少昔日皇民化的公务员，因仍习讲日语，不讲国语，而被替换，一下子无法适应从大人降为老百姓的心态，也就不满政府而推波助澜。

我是广东人，当时在夏门高等法院作个小职员。与同事朋友十馀人一起赴台观光(当时大陆局面尚未恶化) ，在基隆，台北游玩後，再独自至高雄探望叔伯。我们一行人坐着朋友借来的车子到四处游玩。二二八当日及後两叁天高雄平安无事，大概就在第四五天时，我们在外面玩到一半时，高雄就变成了个恐怖城。

依稀记得当日该是个周末吧，街上游人甚多，在下午一两点，我们欲转往屏东游览时，暴乱开始发生。在十字路口，我们被一群浪人拦车盘查，为什么称他们为浪人呢？因为他们都是一副日本打扮 - 头绑日本巾，手持武士刀。都是五十岁以下之壮丁，二叁十人一夥，拦人拦车查问。我们夏门也讲台语，因此未遭毒手，但当时我亲见车外两位男子被盘问砍杀的整个过程。

他们当时被拦下，被用台语盘问，供日语没？不会。供台语没？不会。供客话没？不会。当场，巴格野鲁，干XX ，武士刀就砍下来。一人当场罹难，另一人想逃跑，亦被追上用武士刀砍死，身上喷出的血溅了尺高。

当时只以为是局部的，偶发的事件，只想逃离现场，结果越走越不对劲，几乎每个大路口，都有这类浪人成群的在把关，街上的体也越来越多，惨不忍睹。在车上眼见对穿旗袍者就连问都不问，持刀就砍，男女老少全都不放过，有的甚至全家罹难。小的有至襁褓中的一两岁小儿及大至十来岁的小孩，都无一幸免，更有的头被完全砍掉，身首异处。不把人当人，只要非我认同族类，一律消灭，与南京大屠杀军民不分的同样兽行。

我们深受惊骇，决定绕路返回，结果是愈见愈惨，尤其是高雄火车站，前镇一带及往高雄工职的大马路上，体堆积如山。就我粗略估计，应有上千人之多。仅高雄一地，我所见者就如此，全省死难者更不知有多少。

你无法相信这是因为单纯的查私烟风波而起，也不可能像大陆上荒年欠收，民不聊生的暴动。要说对当时施政不满，为何要以血淋淋的百姓生命为祭品？为何要以族类划分生死？其实，真正的台湾人是很善良的，在暴动时也都躲在家里，更有的对逃难者施以援手。今碑文定稿，此段屠杀不交代，公益何在？

当时在台的除军人外，外省人大部份就是公务员，及沿海省份来台经商人士，以温州人居多，浙江人也不少，这些人是无辜冤死的大多数。在街头屠杀还不够，这些浪人开始逐屋寻人杀戮，於是外省百姓开始逃向要塞寻求保护。在一些善良百姓帮忙下，假借日本装扮，恶补些日语，台语，以逃避浪人之盘查捕杀。姑不论所谓之定稿评论，柯远芬，彭孟辑，史宏喜，张慕陶等人，在当时的避难百姓眼中都成了保生大帝，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我法院一客家同事，先生在新竹当军需处长，住在客家村，亦被暴民入村点名要人。先生虽有两只枪，却不敢用，怕子弹用完仍救不了全家，只好个人躲入粪坑躲藏，还因此得病，但勉强幸免。

当时外省人户籍资料根本不全，所以被屠杀多少，根本无法统计，遗留在大陆之亲戚家人根本无从得知，超渡无门，亦为人间一大惨事。 在如此悲惨，屠杀多日的局面下，你说政府怎能不派兵？而军队上岸後，所见遍地死，及街头上耀武扬威拿着武士刀滥杀无辜的浪人，又怎会不开枪呢？没等到戒严，我就提前返夏门了。现虽已事隔半甲子，但当时之惨状。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若不替他们说出来，我心不安。

政府若真有心，更应该邀请学者专家，补充收集资料，采访目击者，补上这段空白。同样的，元首亦应为此到歉，寻求受难者及家属之补偿，及碑文内容之适当匡正，以求真正之公平正义。

来源：《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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