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页。在纪念“二二八事件”55周年的时候，本文通过解读有关档案，力图还其本来面目。大量的事实证明，发生在55年前的“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近几年来，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妄图篡改历史，把“二二八”起义中台胞要求政治改革及民主自治的主张说成是谋求“台湾独立”，把当时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国家认同”与“省籍矛盾”强加于起义者身上，这种颠倒黑白的行径是对“二二八”起义死难烈士和参与者的极大侮辱，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所不能容忍的。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台湾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战后重建步履艰难

1945年10月25日，备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600万台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不禁喜极而泣。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胼手胝足，用血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台湾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高于大陆各省。二次大战后期，美军对台湾展开大规模轰炸，光复初期的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工业厂矿、港口毁坏大半，生产多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奇缺。

国民政府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收计划，培训专业人才，委派有“台湾通”之称的陈仪主其事，但准备工作十分仓促，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保持“行政不中断”，陈仪除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外，其他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自成体系，不致“使台湾像大陆各省那样法币泛滥成灾，物价暴涨”。接收日寇资产，初步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设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控制全部进出口贸易，避免奸商操纵。行政长官制度赋予陈仪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超过原来的台湾总督。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居肥缺要津者几乎全是陈仪的亲朋故交，其中一些人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经济上的统制措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遭到盘剥，并使某些产业受到损害。交通、工矿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经费，长官公署只好“藉运用发行资金予以垫借”，以致台币发行数额持续攀高，终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的作用。

陈仪在遣返20万日本陆海空军及30多万日本移民的过程中，设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术人员，使台湾行政、经济部门得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运转。广大台胞无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处，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军强征赴大陆、东南亚参战，近10万人战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底，20万台胞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台湾，其中一些人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失业率颇高的城市觅得工作，无业待济，而行政长官公署却对他们不闻不问。

台湾光复后，日据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以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了，但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幸运地在机关得到的职位，也不过是个闲职，别说干部，就是课长职位都很难获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着光复的结果，却落得与殖民地无异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台籍精英转而积极参选各级民意代表，仅有象征意义上的议政权，难以发挥他们建设家乡的能力。

1946年春，闽台建设协进会向国民政府建言：“……行政长官之制度不废则台民实未解殖民地之倒悬，几疑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也。”陈仪虽为官清廉，决心在台湾实现平生抱负，却无法阻止部属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台胞创办的报刊经常揭露某些官僚的丑恶行径，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当然这些报道多有夸张失实之处，但不可否认贪污现象确实存在。

台湾当时危机四伏

事实上，自日本侵占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光复初期，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然而，“贪污的盛行，经济的统制，生活的困苦，和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许多本来对于祖国具有非常深刻怀念的台湾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丧……而那些少数深中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爱之适足以害之”。国民政府调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可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营，仅50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