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当事人、二七部队突击队长陈明忠先生说过一个故事，他在美国参加座谈时，曾以自己的现场经验论及二二八死伤者应该是1000人上下。当场就有一个“台独”支持者站起来反驳说：“乱讲，高雄就死了30万人。”陈明忠说：“当时高雄人口只有15万人，就算都杀光，你要哪里去找15万人来杀?”那人恼羞成怒，就骂他：“你根本不是台湾人。”陈明忠说：“告诉你，我祖先是台湾人的时候，你祖先还是外省人。”为什么?因为陈明忠的祖先是跟着郑成功来台的。

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国民党和外省人的阴影。有如一个人被梦魇所困，压得全身动弹不得，又不敢张开眼睛，最后只能躺在那里。现在，是该张开眼睛，无惧地、好好地正视二二八的时候了。

爱因斯坦说过：“100个答案，不如一个聪明的问题。”要还原二二八，我们不妨从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吧。

偶然事件引发全台暴动

第一个问题：为何在此时此地?当时取缔私烟、抢劫、腐败贪污的事，全台湾屡见不鲜。但独独发生在南京西路天马茶房，2月27日?有什么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吗?

根据我去采访南京西路—带的老人，他们得到一个很平凡但很实际有效的答案。因为这里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卖香烟—样，妇人林江迈在那里卖香烟。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种保镖、弟兄。所以，当那个烟警拿走林江迈的烟，她苦苦哀求，去被打得流血的时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边起哄喊打。—般百姓碰到这种事，不—定会出头，但兄弟血气义气比较强，就敢出来骂。结果，这个烟警开了两枪，打死了—个当地人陈文溪，为了追凶手，所有人群起追赶。就这样变成群众暴动。时间和地点其实都是偶然的。但社会已经饱含了不满的巨大能量，却是出事的结构性原因。

第二个问题：这是在台北发生的事，为什么演变为全台暴动?要知道，像这样的事，台湾有许多地方在发生，为什么它会引爆全台?

根据现场见证者、当时是《中外日报》记者周青的说法，关键是次日，群众不甘心，要求严惩凶手，用推车大鼓，游行到行政长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众有2000人上下(不是外传的上万人)，结果长官公署的楼上竟部署机关枪扫射。有三四人当场倒地。群众—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几路。有一路人跑去公卖局烧东西泄喷；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园的电台那里(现在的二二八纪念馆)，攻占电台，开始广播。一广播，台北暴动传开来，全台湾的暴动就开始了。

组织基础薄弱难以成事

第三个问题：各地的群众都是自发的、非组织的，如何组织起来，成为集体行动?

要知道，一个群众要走出来，他首先会想到找谁出来一起反抗，地方上总是要有人来领导。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以日据时代的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的基本干部为主体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组织。他们敢于反抗日本人的统治，在光复初期，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自然成为领导者。而文化协会后期的左倾、农民组合与台共密切的关系，其思想不言可喻。他们所组织的二二八是什么“颜色”就可以想见。

这就涉及以前被掩盖起来的历史。那就是“红色二二八”。从前，国民党说二二八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是偶发的暴动。但如果说共产党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湾老百姓反国民党，在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共产党怎么可能不好好加以运用。只是由于国共内战，国民党以偏概全，只说是“奸党叛乱”，来公布真相；共产党为隐藏在台地下党的机密，不愿公开；而民进党则以“台湾人民起义”这种最简单的说词，宁可不承认二二八的反抗与共产党的领导有任何关系，这段最重要的历史就被湮灭了。

现在研究二二八，多半只从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角度，但它只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分。根据戴国辉教授的研究，处理委员会包括了三部分：第一，当局以及贴紧当局的“半山”；第二，热心于政治改革的中间偏左集团；第三，中间与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绅等。其结构复杂，自己内部意见都不一致，根本无法领导民众。真正在地下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反而是刚刚创立不久的中共地下党。

让我们看看全台湾的情况。在台北，王添灯(他是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旁边有苏新、吴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党人，后来著名的“三十二条”，就是这些人的手笔。而实际参与群众行动的是—些年轻人，如陈炳基等，声望与社会地位都无法领导群众。所以，台北的组织基础薄弱，无法成事。21师镇压来临的时候，也因为无领导组织而死伤惨重。

但在台中，则是谢雪红出来领导。她在日据时代就是知名的社会运动家，敢于反抗，又有领导才能，台中迅速逮捕县长，成立二七部队，召集地方年轻人参加，最后更带领部队退入埔里，改名“台湾民主联军”，打了几场小型战役。但因为知道军力不成对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义，则是更激烈的战役。云嘉南一带，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武装部长张志忠，就与日据时代农民组合的领导人简吉在这里活动。简吉品格高洁，一心为农民做事，在农民中，有非常高的声望。等到二二八发生，他们迅速组织起来，与陈纂地成立“嘉南纵队”(从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见它的“红色性质”了)。简吉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政委，张志忠任司令员，陈纂地任副司令员，下面有朴子、北港、新港等8个支队。陈纂地是日据时代眼科医生，被征召去南洋当军医，战后加入胡志明部队，在越南打游击，可说是二二八当时唯一有游击战经验的人。所以当他们攻打机场的时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机场。当21师来的时候，他们迅速向山区撤退，准备在小梅成立武装基地。整个部队也改名为“台湾自治联军”，准备和谢雪红会合，变成“民主自治联军”。但因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张荣宗所率领的先头部队遭到伏击，几乎全被击毙，所以放弃武装基地，游击队解散，全面潜入地下。

在台南的曾文区则非常特别。曾文区区长丁名楠是陈仪的外甥。他爱护百姓，自掏腰包从大陆买教科书、故事书给当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声望。等到二二八发生，当地年轻人将他保护起来，保证他的安全。但21师来的时候，他听到军队上岸在台北杀人的消息非常着急。叫年轻的自卫队员过来，希望他们放下武器，他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但年轻人正在激愤中，哪里听得下去，心想：“你以为自己的部队来了，就这样威胁我们吗?”当场端起枪，拉开保险，准备射杀。

这时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泪。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你们要射杀，就射吧。我只是一片好意。你们不知道战争的残暴，杀起人来是非常恐怖的。我只是想保护你们啊!”

这些受过日本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被他感动了，说：“这是一个可敬的敌人。”就这样放过了。

后来，丁名楠遵守他的诺言。军队来临时，他保证曾文区没有任何冲突，要部队自行通过。当地百姓没有伤亡，非常感念他。至于台南、高雄地区，也是缺乏组织，只有处理委员会，因内部混乱，意见分歧，不知军事镇压之可怕，因此死伤惨重。

很多“受难者”并非死于二二八

第四个问题：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无法准确回答。依照现在二二八基金会公布的资料，实际申请并取得补偿者，有800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参与二二八，后来死于白色恐怖的人，如简吉、李友邦、郭秀琮等。这也正是历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后，许多人对“白色祖国”绝望而转向“红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时候牺牲了。

白色恐怖的牺牲者有四五千人，远远超过二二八。但因为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时间是连在一起的，一般人无法分清它们有什么差别。我们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名词。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间又没有其他的名词可以解释这段历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大多曾参与二二八，因为二二八而走向红色革命，最后死于白色恐怖，以至于最后所有的死难者都统称为“二二八受难者”。

而这并不包括随国民当局来台后遭到逮捕枪决的外省人，他们无亲无故，在台湾死去，连尸首都无法寻找。一个大陆来台的退伍军官曾说过，他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于南部军区，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杆，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台湾白花花的阳光下，饱满累累的木瓜挂在孤挺树干上，橙黄橙黄得透亮，却是地下的人血与骨肉所荣养出来的……那是何等诡异而森然的感觉。

那是国共内战的年代，反共肃共的恐怖时代。

二二八反抗精神延续多年

第五个问题：二二八作为一场反抗运动，什么时候结束?结束于镇压吗?被强大武力所镇压下去的知识分子、老百姓会甘心吗?别忘了，当时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不甘心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沉默不行动?

二二八作为一场暴动事件，虽然结束于1947年3月的镇压，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动并未结束，而是延续下去。它成为另一场“长期革命”，与大陆的国共内战结合，变成整体内战的一环。

陈明忠先生所说的“二二八是国共内战的延伸”，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历史及其影响的解释，它更符合历史真实。否则，全台湾暴动的大事件，一镇压就结束得干干净净、平平静静，可能吗?被压迫的台湾人会如此甘心吗?把二二八视为结束于镇压，其实是不了解当年青春热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后觉醒，延续其精神，转而投入红色革命。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碰撞

第六个问题我一直在问，但无法得到答案：二二八当时，外省人有没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们去哪里了?为什么我们未曾倾听当年已经来台的外省人的声音呢?

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

除了以上最基本的问题，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更宽广的大历史去探求。诸如，中国刚刚从抗战的血泊中爬出来，百年来未曾现代化的中国当局，要管理一个开始初步现代化的台湾，它必然碰到诸多难题与冲突。而台湾人刚刚从日本的次等国民待遇里解放，多想做一个自主自尊的人，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却碰到落后而腐败的政权……但这是中国百年来被侵略、被战争所毁坏的结果。这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碰撞。这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台湾与大陆，在20世纪前半段的大历史中却都是受苦的人啊，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儿体谅，多一点儿悲悯?

让我们从头学习、研究二二八，让我们用更真诚的心互相了解吧。如果二二八能给台湾更多，那应是教给我们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台湾《联合报》2月28日文章】

来源：2006年3月14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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