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仪一个是让我来向她汇报情况，商量怎么应付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她希望我来对公众讲一些话，因为当时一些发布会都没有人肯相信了，而我在电视台讲，群众就会听。

她让我在全国的电视台做了几次节目。我用幻灯片来告诉公众，全国SARS的情况如何，应该怎么样来防止感染，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结果SARS很快被控制住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吴仪兼任了卫生部长，她能把其他部门调动、整合起来，这一点我就觉得她敢负责任。她有这个优势，这非常重要，这跟过去很不一样。

“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吴仪提出要把政府里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等一些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

2004年底，我参加了一个归侨的表彰会议，在会上见到她，她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她对我说：“你能不能够来担任中华医学会的会长？”我当时一下愣了，因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此前，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都是卫生部长来兼任的。

我跟她说，我年纪也大了，可以找一些比较年轻的来担任这个职位；而且我人没在北京，也未必方便。但吴仪跟我说，我认为你可以，你考虑一下吧。

后来，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我又接到了两次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的电话。他说，我们在上海、天津等地征求了一些医学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你是能胜任中华医学会会长这个职位的，吴仪副总理的意思是社会团体应该回归学术化，让它们搞学术、搞交流。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当这个会长。

吴仪的指导思想我认为是很对的，这些团体的政治性不要那么强。所以，高强说了以后我就认真考虑了，除了高强的信任以外，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吴仪对我的信任。这几年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亲自告诉她，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2005年中华医学会第23届大会上，吴仪来了。作为一个副总理来参加医学界的会议说明了她对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对医务工作的认可，特别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得的。吴仪在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看法，要把政府里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等一些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这个提法我们非常赞成，并且把她的话当作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次温总理也在报告中提出来了，要发挥各种学会的作用。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很多职能其实都应该是医学会来做，而不是给政府来做。

吴仪对医学会工作的推进极大，根据她的指导思想，医学院第一是服务，第二是民主，以前医学会像官衙门，这个在她的指导下变化很大。

向抗非专家鞠躬致敬当时坐在前排的吴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们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我对吴仪感受很深的还有一个她的讲话，在2006年9月份，在有关医疗改革的一个学习会上她讲到，“搞好社区医疗和乡镇医疗是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瓶颈”，这句话我觉得极为深刻，一下她就切中要害了。在满足了社区医疗和乡镇医疗的设备和条件后，看病难、看病贵就能解决了。在一两个月之后，高强也讲了这个问题。而吴仪在他讲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

最近一次见到吴仪是去年9月14日，在北京国安剧场举行全国卫生系统文艺汇演。当节目演到广东省中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音诗画《永久的思念》时，我们十位在非典时期工作比较突出的专家被请上台。当时坐在前排的吴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们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当时坐在她周围的高强等其他官员也跟着纷纷起立，朝我们鞠躬。那个情景，我非常感动，一直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我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已经快3年了。如果有机会见到吴仪，我只想对她说一句话：“我，对得起你！”

（钟南山口述；本报首席记者 姜英爽、实习生 江璇整理）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