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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在香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文/本报特派香港记者邱瑞贤、杜安娜
一个在诞生时并不被看好的华语电视台，成长到今日品牌价值紧跟央视的媒体。香港回归的10年，是凤凰卫视急速飞翔的最强推动力。
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恰好就位于每天无数内地游客往来的红磡火车站旁边。似乎预示正是利用了独特的地理位置，包容八面来风，才成功炒出“四不像”的新闻拼盘，在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完成一次涅槃。
回归纪念日临近，本报特派记者对其当家人——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进行了专访。
刘长乐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亚洲电视有限公司主要股东，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大学校董。
无论如何，选择在1996年成立的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有意无意地与香港回归建立了命运上的交集。在成立之初这个先天并不优厚的媒体喊出了做“华语CNN”的口号，难免引来一些不屑和嘲笑。回归10年的香港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岁月，然而以此为契机的凤凰卫视却是一飞冲天。
关于回归：
是凤凰从娱乐媒体转型的拐点
记者：我们听说，1997年回归那天，你的身份非常特别，不仅是参加庆典的嘉宾，还拿着小摄像机客串了一把现场记者。
刘长乐：1997年的时候，凤凰的人手还不很足够，不到200人。当然这不是说，连我都要赤膊上阵了。(笑)总的来说，一方面是江主席参加宴会时我有机会在酒店大堂里，而我们的记者进不去，另外一方面我想一个记者出身的人，他都会有这种职业本能。
记者：对于凤凰卫视来说，香港回归应该是别具意义的。
刘长乐：凤凰卫视是1996年成立的，1997年回归是其一个拐点，奠定了凤凰从娱乐类媒体转变为新闻资讯类媒体的基础。历史上有两个事件促成了凤凰卫视的巨大转变，一个是邓小平逝世，另一个就是“九七回归”，我们60小时播不停，完全覆盖整个仪式的全程，创造了华语电视连续直播的纪录。今年是回归十周年，我们准备继续全程直播，连播36小时。
可以说，如果香港不回归，机遇和冲动都少很多。正是因为香港回归，我才敢投资做媒体，要不然不一定在做什么了(笑)。
记者：有人说，回归以后香港正逐渐变得内地化，您接受这个说法吗？
刘长乐：其实我觉得回归以后香港应该是更加国际化。香港的国际化加速，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国际化逐渐加强。当然了，普通香港人的国家意识都提高很多。如放国歌的时候，我在内地看到很少人会跟着唱，而香港老百姓、中小学生都随着音乐一起唱。
关于香港：
我觉得现在香港人变得开心了
10年里香港成了刘长乐工作和生活的据点。他也用自身的视野和眼光在观察着这片土地的每一个细节。
记者：你感到香港人的心态是怎样的？
刘长乐：如果说十年以前说香港人开心，那是不客观的；但现在香港人说很开心，就是客观的。不管是国内国外，对香港回归十年的评价都是赞誉的。没有邓小平的明智，没有政府的睿智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记者：你感觉这十年香港媒体有何变化？
刘长乐：我觉得不变的要更多。新闻的自由性、自由度没有变，政治形态和节目的多样性方面变化也不大。技术上可能有些变化——香港出现大量网络媒体；又新增三个付费电视频道，出现了三家免费报纸，竞争更激烈了。现在，香港媒体报纸有49家、杂志700多家、电视频道3家无线、3个付费频道、13个卫星频道。香港作为亚洲资讯传媒中心的江湖地位是稳固的。
记者：说实话，有人觉得你们的节目“四不像”，不是给香港人看的，是给内地人看的。
刘长乐：(笑)“四不像”是从文化多元化的角度来讲，凤凰卫视的前身是StarTV中文频道，是默多克办的，1996年3月31日正式更名为凤凰卫视。所以说是中西合璧。但又是南北结合，因为是内地和港台文化的结合。把南北和东西文化杂交整合，这是邓琳的评价。而求同存异是凤凰的看家本领，我们是要找到大家的共同之处。
记者：有人说，凤凰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给“打擦边球”创造了很多条件。
刘长乐：(笑)我们并不主张打“擦边球”。我们对香港和内地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兼容。媒体必须尊重百姓的知情权，其实现在社会对媒体的管制已经很开放。最近的“黑砖窑事件”和“钉子户事件”，显示政府对媒体有了另一种思考。
记者：很多人说，当年对李敖神州行的演讲直播，是您打出最大的一个“擦边球”？
刘长乐：(笑)“擦边球”其实很难打的。有乒乓球手说过，擦边球的成功率是万分之三。李敖的演讲并不是我们故意打“擦边球”，作为媒体，我觉得立场最重要的三点：积极、善意、建设性。当年李敖演讲的直播完全有被阻止的可能，但是最后没有这样做，这体现了政府的开明、决策的睿智。
关于个人：
凤凰最艰难时曾在董事会上哽咽
在凤凰卫视的员工看来，“在每个角落看到刘老板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老板随时会叫几个员工和他吃饭。”10年岁月，他和他的“疯子”们锻造出一个传奇。
记者：据说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身边常备着一瓶白花油。还有人说，你创业时是一个疯子带着500个疯子。
刘长乐：(笑)现在用驱风油，不用白花油。说疯子，我们是有理智的疯子。我们“疯”的方式是我们的激情，但在对事物的判断方面我们是理智的。
记者：今年两会，你的员工吴小莉成为广东政协委员是个被关注的亮点。
刘长乐：(笑)我自己也是政协委员，这其实是媒体人职责的一种放大。小莉换一种角度对生活、社会进行观察，或许有更大的表现空间，我很支持。她现在是广东的政协委员，选择广东是考虑到广东是香港的大后方，凤凰在广东也有分部。但这并不是公司的决定，是她个人的决定。
记者：在凤凰刚起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刘长乐：任何一个从小到大的企业都是在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凤凰的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潜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窦文涛说，每次觉得要毕业时，就发现有新的课程。
记者：凤凰创办以来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
刘长乐：凤凰资讯台创办后两年没有落地。在创办前我们已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后来有些变化。带来每年2000万美元的巨大损失，但我们要硬着头皮挺着。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怎么能把赔本的事情继续下去呢？当时有董事提出讨论。就在这个房间里，很严肃。然后我有一番非常感性的讲话——首先讲述了CNN诞生以后多少年一直亏本，我们应该允许有成长的过程。其次，多少人在期盼有凤凰这样传播真实信息的频道。最后，中国的开放是势不可挡的。当时我是哽咽的。我们在外界有压力，在香港人看来是内地人的媒体，内地人又说我们是西方代言人，里外不是人。但是内部压力和外界的压力不一样，当最需要理解的团队不理解，最需要支持的人不支持时，非常痛苦。
记者：对未来10年人生的展望？
刘长乐：未来10年对于凤凰卫视来说非常关键，我们已经进入疲劳期，面临重要的拐点。我是一个真正做媒体的人，做媒体不仅仅是责任，还是乐趣，能够把兴趣和事业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媒体这个工作。(笑)
人物传奇
三十年成就“凤凰涅槃”
说起刘长乐，传媒界人士不论褒贬，无疑都会竖起大拇指，赞道“确实是个人物”。与十年有缘，刘长乐常常说，自己无意间用十年来丈量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次次的人生“涅槃”。
1951年，刘长乐出生于上海，1968年下放农村当知青，1970年入伍。他常常说自己工农兵学商，行行都干过，为国家服了10年兵役，在权威新闻机构做了10年记者，下海经商差不多也是十年，在经商拿到第一桶金后，创办了凤凰卫视。
1980年，刘长乐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担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多次获优秀新闻大奖。
1994年，从内地初来香港创业的刘长乐，意气风发，踌躇满志，43岁的他当时已经是百万富翁。这位来自内地的年轻人来到默多克控股的亚洲卫星中心，向未曾谋面的传媒大亨默多克提出“我要租卫星转发器，办环球华人卫视”。
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给了他很大动力。他说就是抱着一股闯劲找到新闻集团。“当时的想法是试一试，不行就找其他途径。”后来的成功多少有些没想到。
1996年3月31日，刘长乐在香港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合作创办凤凰卫视。在短短十年间，他让一个无名电视台成为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媒体之一。到目前为止，凤凰卫视拥有中文台、资讯台等5个24小时播出频道，覆盖亚、欧、北美、北非等95个国家和地区。
曾经有人评价“如果没有凤凰卫视，这十年看电视会是一件多么缺乏选择和无趣的事情！”刘长乐用30年换来了凤凰的腾飞，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
记者手记
刘长乐印象
在凤凰卫视总部，上上下下遍称“刘老板”。朝夕相处奋斗10年，这位曾经做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的传媒巨头，在员工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形象。
关于刘老板的逸事，在专访前我已经在凤凰卫视好几个著名主持人的书作里都读到过。曾子墨说他是时尚弄潮儿，在陈鲁豫笔下，他是晒黑后戴金丝边眼镜的弥勒佛。这两种形象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确实，刘老板是一个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人物，你耳朵里听到关于他的描述实在太多。而他的员工甚至告诉我，平时凤凰员工会拿他开涮，编进段子里全公司互传。
和见刘老板相较，进入凤凰卫视参观的感受同样复杂。逼仄的小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每天24小时都有“主”，三轮“主人”每人限使用8小时；被形容为“狗洞”的直播室不到两平方米，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天读报的杨锦麟，屏幕上的“书房”全是电脑效果，他老人家原来一直在几尺地里打圈圈。
对于“1个疯子带着500个疯子”的传说，刘长乐说他只是理性的疯子。香港人都在说“打好这份工”，他却是那个号召员工把职业当事业的老板，“把兴趣和事业结合在一起，这是做媒体人独有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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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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