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强硬，当年他曾在记者会上怒斥彭定康为“千古罪人”，震惊传媒界，如今接受媒体访问，每一次回答这一问题他仍然坚决表示，对说了此话毫不后悔。

本月30日，昔日一直参与并最终见证香港回归祖国全程的鲁平亲赴香港参加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活动。

一谈到香港，鲁平的语气就变得格外轻柔，他说自己对香港的牵挂不会因为退休而中断，他依然每天坚持上网浏览香港新闻，阅读香港报纸，关注香港股市。

说到香港回归，鲁平会主动谈起一些人和事情，那些依然清楚地印记在脑海中的细节，那些曾经的对手或是今日的朋友，那历史长河中已被铭记下来的瞬间，都在他坐下来的那一刻，重新冲破岁月的帷幕，一一回到眼前来。

鲁平简历

鲁平生于1927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副主任、主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鲁平1997年退休，目前是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他的爱好是听音乐和上网。

鲁平印象

鲁平的家就在故宫附近。鲁平的夫人是他的大学同学，而且是同门学妹，听到门铃丁咚，她立刻从楼梯上走下来给我们开门。她个头不高，小巧玲珑，尽管已经头发银白，但面容依然娟秀，依稀能看出当年的秀美和风采。“我跟着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我是鲁平的夫人，我也不希望大家知道，要不然就没有安静的日子过喽。”她笑笑，轻轻地和本报记者聊了两句。

鲁平身材高大，头发雪白，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回忆起过往的经历，他思维清晰，讲述得非常有条理，几乎没有更正和重复。简单的接触中，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老人的鲜明个性，谈到投机处，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几十分钟；遇到不喜欢的问题，索性挥挥手，嚷嚷一下“哎呀，这个就不谈了”。无怪乎当年碰上素以强硬和霸道著称的彭定康，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骂人家是“千古罪人”。

鲁平说，对于祖国的热爱，最初来自于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到租界里历经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

“我那时候就有个信念，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扬眉吐气，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后来，我参加革命，做了地下党，不是为了做官和发财，我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交党费。再后来，派我做香港工作，交给我这个任务，我觉得非常光荣，心想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对得起国家。”

香港回归祖国后的10年间，鲁平很少再去香港。“只有两次，一次是1998年香港新机场落成，另一次则是参加香港城市大学的活动。”鲁平说，回归工作于1997年完成，自己后来也退了休，但是仍然牵挂着香港。

参与回归工作：

我外表强硬内心情感丰富

为众多人所津津乐道和印象深刻的，是10年前的7月1日，庄严隆重和盛大的政权交接仪式的举行。那一天，鲁平的座位在台上，是第二排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关于举行仪式的安排，有许多小的细节考虑和故事，这是坐在台下和置身会场以外的人鲜有能知的。

鲁平回忆说，回归前的一两周，他们就已到香港，因为有许多事情需要安排。另外，整个仪式需要反复地彩排，期间发生的一些小故事让鲁平至今仍忍俊不禁。

“当时彩排时，行政会议成员的宣誓是钟士元带头的，他读誓词时，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大家都笑得肚子疼，他的普通话实在不行，我说你要赶快练练普通话，后来好不容易勉强过了关，因为事先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所以在正式的宣誓仪式上，大家都忍住了，没有笑出来。”

“别看在外交场上我给人印象很强硬，但实际上我却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的人。” 鲁平清晰地记得，10年前的7月1日0时0分，当红色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冉冉升起时，“我真的流泪了”，他说，在那一刻，他想了很多，想到儿时在租界里看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史已经过去；想到15年来日夜兼程的工作；想到廖公（廖承志）为香港回归贡献余生；想到小平同志晚年心系香港却未能如愿亲身目睹回归。

驻港解放军：

从全国挑选最精美的军人

实际上，在回归仪式举行之前，鲁平的心一直都悬着，“29日那天，我就一晚没睡觉。”他说，30日那天，距离回归的时刻越来越近了，他一直很担心，担心有人会捣乱，“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到了，说不担心，那是假的，我们跟英国人谈，要求对方一定要保证中方领导人的安全。”

另外一个令鲁平担心的问题是临时立法会的地位问题。由于彭定康一意孤行地实行他的政改方案，破坏了“直通车”。为了确保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时不因立法会的真空状态而影响特区的正常运作，1996年12月21日，“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经香港特区“推委会”选举在深圳产生。

“如果没有临时立法会，回归后就会形成一个真空，这将会影响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鲁平说，当时，彭定康并未承认临时立法会合法，情况还有些混乱，因此他比较担心。

第三个让鲁平担心的问题是港人对解放军的看法。“当时对解放军确实有一些看法，有些害怕和恐惧心理，所以我们从全国部队中挑选了最精美的军人，希望能够给香港市民留下个好印象，此外，还通过了《驻军法》，对解放军对国家法律和香港法律的执行情况做了明确规定，实际上后来，港人对解放军的看法改变却是最快。”鲁平说，国家领导人走了，英国人也走了，7月1日以后，他才感到了真正的放心。

“对手”彭定康

高明政治家强硬霸道有魄力

鲁平和彭定康的名字在媒体上时常联系在一起，除了他们曾经是博弈场上的对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鲁平那句“千古罪人”的怒斥。

鲁平说自己和彭定康共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接触是在1994年，彭定康推出了新的政制改革方案，双方见了一次面，第二次是澳门回归时，邀请鲁平前去观礼，彭定康也去了那里。关于二人之间私下的交往，鲁平说，在那次观礼结束后，彭定康曾经追上他寒暄了一番，并交流了对音乐的看法，彭定康说自己喜欢18世纪的古典音乐，而鲁平则说自己喜欢19世纪的音乐，彭定康曾问鲁平是否还听音乐，并表示要赠送鲁平一套巴赫的唱片，只是，那次会面后，两人相隔遥远，赠送唱片之事也从此没了下文。

对于这个昔日的“对手”，鲁平对他的评价是“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很有魄力，但是同时，他的性格也很强硬和霸道，听不得不同意见。”

对于彭定康力推新的政制改革方案，鲁平说，那是因为彭定康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彭定康不受英国外交部管辖，可以直接向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负责，外交部对他也很有意见。他刚来就推出了新的政制改革方案，我想，两国外长曾经交换了7封信，我说他怎么会不知道有这7封信而推翻呢？那次，我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7封信，他一愣，就问旁边的人，有吗？ 很显然，他是真的不知道，后来我们公开了这7封信，这说明他和他们的外交部有隔阂。此外，彭定康就任不久就辞退了大量立法局议员，其中包括很多原本亲英派议员，他在香港不得人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反而有利。”

回头来看彭定康给香港带来的影响，鲁平说，由于彭定康的原因，“直通车”方案只能搁浅，这给后面香港的平稳过渡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当时说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不只是一句气话，假如“直通车”能顺利实行，现在香港的局面相信会更好。

好友卫奕信：

他走前我陪他去了次三峡

卫奕信是鲁平很好的朋友，他以前常常到卫奕信那里聊天。

“但是1989年后，卫奕信忽然不理睬我们了，他建设启德新机场的计划也是突然提出的，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我问他，我说你们留下了多少政府储备金给香港，他说是50亿，而且是50亿港元。我说，开玩笑，50亿港元，让香港政府怎么运作，让香港人怎么过？我们并不反对建设新机场，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把钱都花光了。”鲁平回忆说，“我们考虑以后决定，不理睬他们，因为他们提出建设新机场需要花费1270亿港元，有相当部分的资金需要贷款，而这些贷款又要到1997年后才能归还，如果不能够得到我们的保证，未来无法保证款项的归还，那么贷款就太有难度了。”

在谈到昔日好友卫奕信时，鲁平对他的评价是：是个“中国通”，了解中国。“他知道硬来是不行的，但是英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又对他不满，硬要将他调回去。“他走的时候很不愉快，走前，他告诉我，他一直都没有到过三峡，后来他走之前，我专门邀请他，并陪他去了次三峡，现在我一直还和他保持着联系。”

首次特首选举

董建华高票当选我们也很意外

当年董建华首任香港行政长官时，有关传言认为是内地内定安排，对此，鲁平披露了当年选举的幕后故事。

鲁平说，对于香港特首人选，中央的方针一直是本着港人自治的原则，没有倾向谁来当特首，“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有能力能得到支持都可以出来选，能否当上就得靠自己，没有特殊照顾。”

鲁平说，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首可以由举荐或选举产生，但是中央政府认为应该完全由港人自治，所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前者。从提名到投票的整个过程都是绝对保密的。“整个香港特首的首次选举真正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最后，当宣读投票结果时，董建华以80%的高票当选，我们也很意外。董建华的胜出，是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