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带孩子乞讨很难定罪

父母携带亲生儿女一并外出乞讨，很难证实父母存在胁迫、诱骗或利用的情形，在父母也生活无着落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情况下，乞讨可能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之路。有律师在微博上称，一旦把这些父母处理了，留下未成年乞讨儿童怎么办？谁来履行监护责任？[详细]

人大代表：父母唆使孩子乞讨应剥夺监护权

人大代表刘正东：“目前对父母唆使孩子乞讨的，惩罚不够严厉，对孩子的保护也不够有力，建议对这类情况可考虑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将孩子送入福利院等社会机构进行救助。”[详细]

美国：把儿童保护作为国家事务高度优先

尽管进步时代的美国同样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在儿童权益这一底线面前也会战栗。例如，侵害儿童的犯罪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和最强烈的谴责，如果儿童用品出现产品瑕疵则将激起社会的义愤并受到最严厉的打击。[详细]

乞讨权利不应被干涉？

北师大教授王志祥认为，乞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也不可避免会存在。因此我国虽然不鼓励乞讨，但并不禁止乞讨与组织乞讨。有的时候，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又缺乏谋生手段的残疾人和儿童来讲，组织他们进行乞讨可能还是帮助他们的手段，因此不应禁止，更谈不上入罪。在他看来，组织乞讨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社会危害性。 [详细]

18岁以下公民国家须保证其基本权利

所有未满18岁的公民，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就享受医疗、教育、生活上的补助。教育父母申请这些补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让孩子乞讨，则失去抚养权，并鼓励收养。如果没人收养，才由政府收容。[详细]

建立孤残儿童认养制度

即企业、个人和慈善组织向福利机构签订认养协议，承担抚养费，按月或年度支付，由福利机构承担具体的监护责任，认养人不按协议支付抚养费时，要承担违约责任。福利机构得依法提起诉讼追索抚养费。[详细]

现有法规处罚力度较轻

处罚太轻，与乞讨每天获得的“净利润”差距很大。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石牌东采访时，一名带着孩子乞讨的妇女说，她一天出来乞讨3小时，可以赚到30元—50元，收入不低。达不到惩处效果，是儿童乞讨人员增加的重要原因。 [详细]

建立全国乞讨流浪数据库

市人大代表朱如安：目前民政部门提供的救助仅仅为暂时的食宿，然后送回老家，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乞讨家庭的生活问题。一旦信息全国联网，户籍所在地政府应主动核实情况后对其家庭生活实际困难进行救助。[详细]

“名人”传奇脱贫故事引众人效仿

宫小村有个“名人”叫宫先锋(化名)，20多年前，他带着腿有残疾的孩子到上海看病。在大街上歇脚时无意中发现，很多上海人都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的他和他的残疾孩子，不断有零钱撂到孩子面前。宫先锋恍然大悟，从此便带着残疾孩子在各个大城市要钱。在宫先锋的“示范”作用下，先是村里人“学习”之后“脱贫”，接着是邻近村“学习”。[详细]

门道：找瘫子是复杂环节

现在本地的瘫子早就有主了，就只能到河南等省找，还有到更远的广西、云南等地找，越穷的地区越容易做通瘫子家长的工作。响主找瘫子都是亲戚托亲戚，找到一个给几十元的中介费。早几年，找、带瘫子还要付出成本，要付瘫子的家长租金，现在，有的连租金都不用出了。找来瘫子后要训练他们说太和方言，认响主为爹、妈或叔叔等，训练怎么辨认有钱人。[详细]

不少村干部参与 像候鸟一样“迁徙”

带乡者之间会互通消息，但是对别人严格保密。同时，他们会像候鸟一样“迁徙”，冬季赶往南方，夏季回到北方，目的是为了让残疾儿童方便露出残疾的身体博得同情。十几年来，带乡在宫集当地农村已经形成了风气，并且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村庄在带乡人数上已经超过了宫小村，农民们俨然将其作为致富之路，还有不少村干部参与其中。[详细]

乡与乡主：关系正在微妙变化

目前宫集地区农民所带的乡大多是有了多年乞讨经验的，他们最初大多被诱骗甚至拐卖而来，但是随着经验的增长，有部分人已经开始脱离乡主自己单干，有的则在与乡主的对话中，掌握了更多的利益，并且两者产生了共存关系。住在上海新长安旅馆的残疾姑娘，在12月5日当天，是自己要求离开救助站回到乡主身边的，而据了解，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回归”。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