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东北人都是赵本山”，东北作家刘嘉陵这样对记者讲，“东北小品繁荣取决于三个条件:移民化人口环境，淘金者、冒险家、煤矿工人、脚夫、罪臣、逃犯，文化交融取长补短，口外的文化活动也活跃，打破中原大一统；东北是天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关内有宗族势力控制乡村，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东北不设祠堂，人们从事危险行业，对生命有过多依恋，开化、放纵；东北人只种一季稻，有半年猫冬，生存条件好，需要大娱乐。东北人快言快语，让人联想到张飞、李逵这样的喜剧人物。”

东北人的性格打动人

老同事们评价范伟:有头脑、肯钻研、人品好，这评价说明范伟不是个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人，但他演过一个东北人“标本”——《马大帅》里的“范德彪”。这是《卖拐》、《卖车》的编剧宫凯波总结的，为了说清东北文化，范伟拉上了宫凯波，宫凯波连夜赶写了一份谈话提纲，对他们深爱的家乡细细剖析。

“东北人的性格打动人。当代人压力比较大，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大家就比较愿意说话绕点弯子，谈话更力求缜密，滴水不漏，我觉得这可能都会造成人的说话不生动。幽默生动是需要放松的，是需要无所顾忌的，要是在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下，这个人生动不起来，也幽默不起来，缜密可能是幽默的反义词，对立的。寅次郎在日本80年代为什么火成那样？日本的观众那时候特别希望自己也成为寅次郎，但是自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压力特别大，每个人都似乎有挫败感，然后寅次郎没心没肺，没有挫败感，永远是阳光灿烂，明明是失败了，脸一抹就给别人讲笑话。”范伟如是说，“东北夏短冬长，四个月过年，四个月种田，四个月干闲，左邻右舍聚在一个炕头上，聊天、唠嗑，比如凯波讲了一个给大伙乐够呛，那我就会琢磨得讲一个更有乐儿的，就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慢慢地人就会锻炼出来。”

东北人的豪爽在采访中可以领略到，每个人都抢着埋单，请客永远是烤肉、火锅，量大实惠，最后一句永远是“吃好喝好没？你咋没吃多少？”为什么东北人好劝酒？因为原来缺酒，通常人们爱说:“我干了，你随意。”范伟新拍的《老大的幸福生活》，老大弄到一瓶几千块的酒，由于珍惜，他劝酒时就改成:“你干了，我随意。”“东北地方敞亮，交流没什么利益上的，都是精神层面。”范伟分析道。

“彪哥一个人身上就已经涵盖了东北人的性格特点，你像咱们有些情景喜剧，虽然写的是东北人，说的一口东北话，但它没有掌握到东北人的一些性格特质，弄来弄去一看，这一帮说东北话的都是北京人，东北人说一口京腔，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思维体系的问题。”宫凯波认为。《马大帅》里的彪哥一身小毛病，得得瑟瑟，好吹牛，爱充文化人，倒驴不倒架，比如他开个解梦馆也要写上“辽北地区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副大对联“古有奥地利国佛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依彪”。但行为上，他又没干过真的坏事。

“仗义”的极致

“东北人最典型就是仗义，《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最恨不仗义的人，他不是说栾平‘这小子太不仗义了，一刀宰了他’，实际上它里面是有东北人的文化。”东北人夸一个人的最高褒奖是“讲究”，见人先打听“这人讲究不讲究”？“讲究”和“仗义”之间有差别，非典时电视播过专题片，孩子从疫区回来，上海妈妈把门插上，让孩子先去医院隔离七天，免得传染家里人；而一个东北人从北京到抚顺，路上查得严，他给哥们打电话，对方卸了块抚顺车牌，过“卡”来帮他换上，带他回家。“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模糊掉了‘你回来会给我传染上’，那传就传呗，都哥们儿嘛，它明显跟那个不一样，但这个里面有负面的东西，人家上海那个实际上是值得提倡的，是讲究科学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光有发展没有科学。”宫凯波说，80年代他在北京上学，打听中国科学院在哪，有个老汉蹲中科院门口，指点他绕着中科院转了一圈，故意的。而他在家乡林场问路，当地人骑了半小时自行车把他送回家。

范伟也遇过类似的故事，有天他和儿子被堵在高速路，电瓶没电了。周围车流滚滚，他俩傻站在车边，好些人认出了他，“哟，老范，怎么啦？”“电瓶没电了”，“哎哟喂，真不幸嘿！”走了，也有人下车帮他瞅两眼。过来一个东北人，一问缘由，把自己车上的电瓶抱过来，啪，打着了，“走！”这会儿范伟特别觉得家乡人亲热，可有时亲热也让他招架不住。走在路上后脖子梗子突然被击了一掌:“脸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啊，但是你看，关键时候就发现他的闪光点了。”

东北人的毛病

任何优点做到极致也是缺点，东北人的性格是“三拍”，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一拍胸脯“交给我了”，一拍屁股，走了。他走了是因为他做不到，可他即使做不到也绝不肯承认。这些人被称作“社会人”，他们不是黑道大哥，就是自个儿觉得身处江湖，要按江湖规矩办事。“彪哥身上就体现出来了，他明知不可为，但是仗义啊，他打不过人家，知道打不过，必须上，就是出来之后，不能倒架，打肿脸充胖子。他怕别人瞧不起，这也跟仗义有关系，啥都敢答应，实际上他是从真诚的角度，有些人吹牛不烦人，就是他吹完牛之后自作自受，就像小品《有事您说话》，他老在那儿吹牛，为了帮别人给自己添一大堆麻烦。”那个小品虽然是郭冬临演的，它的作者却是东北人。东北人经常是这样，比如“这事儿，这事儿这么的，你找他，完了提我，提我肯定好使”，事没办成，“提我没？提了？提了也没好使啊？那拉倒呗”。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但谁也不愿意面对这血里糊拉的现实。

另一个全国人民皆知的毛病就是“忽悠”。这个缺点被宫凯波夸张到了小品《卖拐》、《卖车》、《卖轮椅》三部曲，出其不意的火爆。赵本山忽悠范伟的结果不过是换来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尤其是第三部，明知对方已经吃一堑长一智，还是要挑战高难度，费半天劲挣不了几百块，图的是一乐。

这种地域性格导致东北人在商业上失去信用，经济发展缓慢。他们太过含糊，如果在东北问路，老人们会说:“不远，一哈腰的工夫。”这一哈腰可能就是30里路，生意人遵从的是犹太人的《塔木德》，讲究准确、按规则办事。“东北人的做法和人家差太远了。”同时他们安于现状，“人相应质朴，安于现状。”宫凯波说，东北大量工人下岗，他们的痛苦超过了所有人，直到去年还有一个话剧在讲下岗问题，振兴老工业，抱残守缺让他们进化缓慢。

东北人做生意求同不存异，有一阵流行开钓鱼馆，租个门面房在屋里钓，呼呼拉拉一条街都是钓鱼的，结果全死了。迅速地兴起，迅速地垮掉，“天塌大家死”是东北人的口头禅，“东北人打架胆大，做生意胆小，由于求同，所以缺少创意。”宫凯波举例说，东北只有一个品牌全国闻名，“盼盼防盗门”，“你就分析这个玩意儿特别有意思，它不是别的行业，它是门。” (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