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微弱的烛光，屋里漆黑一团，门外是不知谁雇的保安在“守卫”。围在餐桌旁，秦荣的男朋友、先前情绪失控到想去堵马路的钟博新平静下来，郑重地请陆大任坐下来，有话要讲。

钟博新希望陆大任退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不希望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影响”。

老陆愣了愣，过了一会儿，用缓慢的语速说:“我们有过承诺，第一天我就说了。”

屋子里很静。秦荣望着老陆，突然哭出声来。老陆那边一声不响，逆着光，没人看得清他的表情。他取下口罩，取下眼镜，起身出门，门外围了一群人。老陆取下暗红色的帽子挡住脸，背着大伙，身影凝固了十多秒，又默不作声地走回来。

一位跟出去的摄影记者说，老陆哭了。

这天是冬至，长夜漫漫。晚上，所有人都守在店里，等待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钟博新找来了两个生锈的灭火器，把好几瓶牛栏山二锅头灌进瓶子里，做燃烧瓶用。米粉店的老板抱出了煤气罐。他们劝记者别留在这里，语气里带着诀别的意味。

老陆暗里准备了用以“抵抗”的胡椒面和辣椒粉，一个人守在门口——这是他招牌式的形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们丢不起这人，不会有事的，回去吧。”

是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东方凯晟的人又来了，冲着记者们举了一面比老陆还大的旗，上书“欠债还债”。老陆乐了:“这是小儿科。”他站在门口，对着媒体的相机和摄像头，一会儿把手放军大衣里，挺着肚子，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一会儿从兜里掏出道具，把白布捆在头上，话剧演员似的开始讲起鱼堡“血泪史”。

“您这么大岁数就别表演了！”周姓负责人一边推搡，一边恼火地说。

又是闹哄哄地熬到晚上，警察劝走了东方凯晟的人。

“姓周的脑子有点儿乱，一句话颠来倒去地说，没招使了，该来找我给他们上一课。”老陆冲记者眨巴眼睛说，“怎么样，我的即兴发挥不错吧？”

“在这件事情上，我做得还行”

三天后，北京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四度。东方凯晟的人没有再过来。“现在归零了，打打闹闹没用，以后就是谈钱的事儿了。”老陆说。

和平时期反倒最难将息，长时间日夜颠倒不规律，让老陆有些吃不消，他摸摸自己的脸，鼓起的肉明显没有了。

采访者越来越多，连《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也领着翻译上门来。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老陆口干舌燥地解说，单是他用火钳卡住门到被拖出屋子的细节，就重复了七八遍。

混迹商海多年的老陆有自己的一套江湖规矩。在他看来，应当主动出击，在东方凯晟闹事以后“乘势而起，直捣黄龙府”，可现在，双方都歇着，大好时机被误掉了。他不得不做一枚“愚忠”的钉子，听命于在他看来略显稚嫩的雇主。目前，秦荣积极诉诸法律渠道，而受秦荣之托，徐达正将信访材料寄往国务院。

12月26日，东方凯晟方面提出赔偿方案——三家一共赔20万，并提醒秦荣，他们向法院提供了300万的保证金，要求法院执行强制搬离。

“拖得越长，我们越被动，新奥集团那边有太多可利用的资源了。”老陆点评道。他有些精疲力竭了，像踩进了沼泽地，从迈出第一步，就没办法掌控自己了。他拿不准，这些暴力、呼喊、对峙、口舌之后，在警察和媒体关注之后，等待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但选择了这条路，就得走到底。他说自己这把年纪，承诺一字千金。他希望老了以后给自己打一个比较满意的分，“做过那么多破事儿，但这件事情上，我做得还行”。

他常常是整夜整夜踱步，发呆。有时掏出纸片，记下一鳞半爪的想法。

“我们都应该从这件事里超脱出来，”12月27日凌晨，有些睡意的陆大任左手夹着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议你写这样一个标题，陆大任同志路在何方？”

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北京，他想做些事情。比如投资影视业什么的，他好多煤老板朋友搞这个。

他还想过运作一个机构:陆大任钉子户援外和平中心。前不久，就有老板找他说起这事；还有东北人想预约陆大任去做“钉子”；他站在炎黄艺术馆门口等公交，竟有人认出他:“你不就那钉子户吗？”

他又担心“职业钉子户”并不讨好，一个类似于打手的角色。这些年，陆大任看过太多，经历过太多，多少闹剧、悲剧因财而生，他试图远离这些“破事儿”，但逃无可逃。

凌晨两点半，他回到那间黑灯瞎火的屋子守夜。洗脸的小毛巾已经冻成了冰片。“这世上没有钉子户最好。”上岗未满一个月的陆大任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