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的客人们

李明在市区经营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买烟者。

他推测,当地买天价烟自己抽的应该不超过10个人。其中4人,李明说他能叫得上名字。“我还有个朋友,最起码抽白色包装的‘和天下’,这是内部烟,比外面卖的还贵。”

“我可以肯定,99%是作为礼品来买的。”李明曾经的巧遇让他深信不疑。

那时侯,他在一个政府机关宿舍门口开店。卖出一条“和天下”后,没过多久就有个人把这条烟拿来换钱。第二天又卖出去,结果又有人拿来换钱。“这条烟我连续卖了三次,因为那条烟包装一角有些破损,我认得。”

“社会就这风气,比如去哪里办事,特别是去机关里,要是你递包十几块钱的烟,别人直接往桌上一扔,或者礼貌地告诉你他不抽烟。起码要上了几十元,人家才会接。”

“烟嘛,像人一样,分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烟,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买烟不需要发票,价格每条在1500-1600元,如果要发票就要再加一到两百元。

在李明的同行陈天看来,“其实每包20元的烟和200元的烟,抽起来感觉差不太多。如果算成本,哪里会相差一两百块啊!”

他认为,“天价烟的价值并不在于那个烟的质量,而在于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帮你达成目的,你就愿意出这个价,送礼的确合适。”

(文中人物为化名)

天价烟自白

从田间烟苗,到烟厂包装,我必须完成价格的三级跳,才能成为耀眼的贵族。

中国周刊记者 陈宁一 北京报道

有些事情,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两百元一包的天价烟,那是身份与金钱的象征,享用的人非富即贵。或者,成为几元钱一包的平价烟,流转于市井平民之间。

我的一生就是从烟苗到卷烟,然后被人们吸入肺部,化作白烟从口鼻中喷出。

开始于田间

这段短暂的旅程,开始于春分时节。那时候,泥土正在回暖,阳光逐渐灿烂。

当我还是一株绿色小烟苗时,和伙伴们躺在白色的盘子里。初春的早上,一个黝黑、干瘦的中年男人将我们插到泥土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边上的土拢起来。这个男人是我的第一个主人,人们叫他老沈。

我和伙伴们相隔一尺五寸,成行状,每行之间相距1.2米。栽种之前,老沈得花半个月时间挖标准的垄沟。

他不得不像年轻人那样努力,天不亮就赶到地里,哈着白气,忙得汗流浃背。花上一天时间,他能栽完1亩多田。然后,要给我们除草、拢土,这又得花上半个月。

我们被栽到地里开始,就成了老沈家的希望。一家五口大多指望着地里的收成,孙子又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有时候老沈累了就会坐在田边,抽上一口烟,沉默良久地望着我们。

黄色宽边草帽不能阻挡太阳将他晒得更黑,腿上、衣裤上总是沾满了泥巴。老沈沉默地劳作,偶尔有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会笑呵呵地回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白天,我们沐浴着阳光,晚上,我们贪婪地吮吸露水。寂静的黑暗处,不知从哪儿传出唧唧的虫鸣。偶尔,远远传来两声狗吠。

老沈精心地照料我们,他得准备适量的肥料,足够的驱虫剂。阳光的召唤,雨露的滋润让我感觉体内有一股力量在疯长,直到长成一两米的巨人。我们长到一定高度时又需要移栽,期间老沈还要不断地为我们打杈和摘掉那些白色百合般的花朵,以防止虚耗养分。

6月,当夏天夹杂着热浪来临的时候,我已经长得青翠欲滴,如芭蕉叶般大小。这时,老沈的工作时间提前到午夜3点,他得趁着我们喝足了露水,阳光没有出来之前将我们摘下来,带回家。老沈干瘦的身子淹没在我们巨大的躯体中,露水会让他湿透,他浑然不觉,直到风湿悄悄钻进干瘦的身体。

每成熟一片烟叶,老沈就得摘下一片。午夜或者黄昏,他总在田间忙碌,人手不够还得花几十元一天请人帮忙,我知道他舍不得这个钱。他必须及时将我们送到烤房里。

老沈会把我们按上中下生长部位和摘下时间分开绑在杆子上,中部的叶子是最好的。然后他将我们送进烤房。这时候,耕作的效果显露出来了。叶子既不能种得太肥也不能太瘦。只有刚刚好的叶子才能烤成人们想要的桔黄色的上等烟叶。

老沈家的烤房比较简陋,但仍然花了几千块钱,利用烧煤的热风烘烤我们。感觉就像太上老君炼丹药,昼夜不停地烤上一星期,还必须注意不同时段不同的温度,从30、40、50……直到68摄氏度。

老沈满头大汗地隔着玻璃小窗往里瞧。看我们逐渐由绿变黄,由湿变干,他还得随时调整温度和湿度。

一个星期后,我随着第一批烟叶出来了。很诧异地发现自己变成了桔黄色,摸起来像一张纸。老沈看着我的时候,笑得很开心。

烤出来的烟叶会根据颜色、部位、含油量等标准分成42个等级。很显然,我是上等烟叶。所有的烟叶烤好后,老沈开始整理和保存。

一般情况亩产300多斤烟叶。但今年我们的茎部比往年要短,这导致了总产量减少100多斤。他向人说起这个情况时有些不甘心。

整个7月和8月,老沈家的两层小楼,充满了一种混合着酸、霉的发酵的气味。这是我们的味道,老沈觉得很香。对于他来说,这是钱的味道。他小心地把我们扎成把,存放在铺着地毯的阴暗的仓库里。

村里的黑土是一块块的,最适合种烟草或茄子。老沈曾想种茄子,但担心销量。于是在政府的引导下,他也像其他邻居一样,种上了烟叶。

收购场的喧嚣

一切就绪,老沈等待着来收购我们的人。在这期间,烟农们总是兴冲冲地打听国家收购的价格。“据说比往年高出一块钱!”“真的?!”这时,人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果听到坏消息他们就会抱怨。

种一亩水稻花的成本300元左右的话,种一亩烟叶成本则达到15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一亩水稻能赚400元,一亩烟则能赚1000多元。有时候,耕作与烘烤的水平往往决定了人们的收益。曾有烟农种三亩烟只赚了900元钱,成为老沈们的笑料。笑过后,他们总会感慨这行的风险。

老沈常跟人说,“种烟叶不要考虑销路,只盼价格高点才好。”烟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在我们身上,自然也寄托了更大的期盼。但是,国家总是根据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以及各种粮食和农作物的价格来定收购价。

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人会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开始收购。在此之前会有烟农冒险将我们卖给那些做假烟的人。这些人的收购价格比国家高1到2元钱。但是,这种私卖烟草的行为是禁止的。

曾有贩子跟烟农说好高价收购他所有烟叶。由于价格高的离谱,烟农疑惑地问,“你带这么多钱了吗?”贩子神秘地打开手提包快速地让他看一眼说,“看到没,整包都是钱。”

两人相约晚上10点,在山上交易。却被相关部门抓个正着。后来发现,包里除了一层真钱,其余都是白纸。有的烟农高价私卖烟草,钱一到手,立马举报该贩子。名曰,“不能让他们做假烟害人。”让相关部门哭笑不得。

收购价牵涉到地方政府、农民的收入和烟草专卖局的利润。我们变成三方利益博弈的媒介。每年收烟的时候,村里就热闹非凡。

一个烈士陵园变成交易集市。公安站岗维持秩序,质检部门随时裁决买卖双方的质量分歧。整个卖场充斥着吵声、闹声、哭声、笑声,一片嘈杂。

我们经过初选,会按等级分在不同的筐里。标上主人名字和产量,送到一个由公安把守的封闭房间内接受技术人员的评级。我们被推进去后,主人立马围在门口,大气不敢出。只能依靠外面电视屏幕隐约看到里面的动静。

我们被推出时已经标上重量和价格。烟草等级全凭检测人员目测评定。价格都是围绕一个等级上下波动。由于一次评两个人的,有时更好的烟叶只比对方高出一两毛钱。价高者就大呼不公,“我的比他的好多了,为什么只多一毛钱?是不是有鬼?”这时,烟农们就一把围上去,议论纷纷。

质量差的烟,跟10元/斤的最高价比,差了六七元钱。这时候,主人不甘心,翻窗入屋,坐在一筐烟叶上大哭。“不卖了,不卖了。这样低卖不得!”不得已,烟草局当天只收一半。据说,另一半改日可以卖到6元钱。

最后,烟农们成交均价为7.9元/斤。近8个月的劳动,为老沈换来了1万多元的纯收入,他并不满意。

作为顶级烟叶,我被卖到了10元/斤。跟最低的三四元相比,这是个值得骄傲的结果。但我没料到6元差价只是价格差距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