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甚至对司法产生了怀疑。在不断上诉期间，他发现政府其实出台了很多对消费者有利的细则和规定，从而让他重燃希望:“也许司法走不通，可以走行政。”

2008年8月，这个年轻人发现上下班的路上都会经过一个楼盘，密闭作业，“很神秘的样子”。他去售楼部要求看土地证，结果被拒绝。他转而向市规划局申请信息公开，不出意料，没有回音。于是，没过几天，他把规划局告到法院，认为对方违反“信息公开条例”。

规划局败诉了，只好公开信息，结果证明，那个“神秘的”楼盘并没有土地证。过了两个月，他又以规划局不处理自己的举报为由，又一次把对方告上法院，问题是“不作为”。这一次，双方在庭内达成和解，规划局的代表向王清道了歉。

不料，这一次，当他再一次把信息公开的申请寄到规划局时，却发现对方还是“音讯全无”。他开始承认，他面临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种强大的习惯力量。

为了对抗这股力量，王清费尽周折。2009年4月，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对没有答复的116个部门提请了行政复议，过了两个月，他又主动申请将复议期延长，很多部门仍不加理会。

到6月，他开始起诉这些部门。他公然“利诱”已经被他起诉的行政部门:“你公开了，我就撤诉。”也有时候，他会反过来胁迫那些被他称为“老赖”的部门:“再不公开，我就去起诉你。”

不过，打一个官司要50元，但行政复议却是免费的，因此，他只谨慎地选择了几个部门立案。这个月薪只有836元的小伙子，为准备材料，至今已经花了将近3000元，有些时候打印一张要1元钱，他挺心疼。先前，他曾研究了一个多小时，发现这类申请不需要身份证复印件，非常高兴，因为“省了100多张纸”。

接下来，几个月前递出去的申请渐渐有了回音，7月13日，他拿到了最后一份回复。在这100多份回复中，只有4份全部或部分地公开了公款消费的款项。

之前被称为“个人隐私”的领导履历，多半公开了，卧龙区交通局甚至寄来了领导照片的复印件。而市质检局在一份比较详尽的回复后，还随信附有2008年度该局工作会议的报告与讲话。

在一家市直部门的答复书中，有人特意手写批示:“王清:按照政务公开条例精神，你申请的公开内容是要收费的，本次先不收你弗（费）用。”而卧龙区司法局则在开头写道:“我们觉得你的法律意识很强……必要时聘请你为特邀法制宣传员。”

在接到这些回复后，王清又做了一件事。他告诉几个没有公开公款花费信息的部门，他在行政复议上花费的材料费和邮寄费大约1000元左右，“你不给我公开数据，那就要承担我20元到30元的成本，看着给吧”。

他先找到市公安局，因为他怕有“敲诈勒索”的嫌疑，看他们“抓不抓我”。但过了几天，有人将3家分局一共100元钱送到王清的单位，还留下一张字条:“留了一百块钱，望你不要介意，随后我可以报销，工作不到之处，望你多包涵。”

随后，卧龙区粮食局和人劳局分别寄出50元和20元，这两张取票单，被王清小心地保存起来，“不取了，留个纪念”。

这200元的收入引起了不少风言风语，有人觉得，他是勒索。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则来自当地政府部门。南阳市政府分管电子政务办的副秘书长郭鹏用商榷的语气向记者质疑:一个人可以同时向如此多的单位提出同样的信息公开申请，这会不会是信息公开条例的“漏洞”？

不过，对王清来说，这些事他暂时都不考虑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却开始担心他和家人的安全问题。当时他接到一个自称是从某部门打来的电话，言辞中有恐吓之意。后来该部门又找到他，“是不是别的单位冒充我们的名义？我们是很政治严明的。”

每天晚上下班后，王轲已经筋疲力尽，但她总要等着听到晚归的弟弟“咣当”一声门响，才敢倒头睡去。

而每个晚上，这才是王清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从4月到10月，每天早上5点半到晚上12点半，他都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因为“这半年要学完《经济法》、《劳动法》、《刑事诉讼法》、《中国近现代史》”。

他的书架上堆满了法学书，和《法官告诉您怎样上诉和申诉》这样的入门小书。一些维权的新手来找他指点，他总是摆出一副“前途光明”的表情告诉他们，“你百分之八十会胜”。

“其实我心里觉得他百分之九十会输。”王清说，但他所能做的，只是给这些人一点信心。

8月7日这天，市里的联合调查组来到王清的单位，“七八个人坐在一起，都挺和颜悦色”。他们开始向王清核实，究竟是哪些单位第一批回复，哪些单位迟迟不回。最后，他们郑重地肯定了王清的行为，这“毕竟可以促进一些单位公开信息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