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一直试图弄清楚一些问题的答案，尽管这些答案可能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快。比如，河南省南阳市这位市民希望政府能告诉他，每年用于公款吃喝、公车消费以及公款出国的钱有多少。

他不断绞着双手手指，试图向每一个前来询问的人解释自己的动机:“我是纳税人嘛，你把我的钱拿走了，那我要问你钱用到哪里去了。”

其实，他只是这个城市里无足轻重的一个小人物，在一家计算机公司上班，通过电话替遇到故障的客户解决问题。但是，每天当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回家，路过尘土飞扬的马路和挂着“专修水箱”、“羊肉汤”和“老大风炮补胎”招牌的小店时，思考的却是这个城市最焦点的问题。

这些问题甚至包括，该市政府部门的领导成员都有谁。这个27岁的年轻人觉得，他有必要知道这些人的履历。为此，他曾经试图直接前去询问。他来到一家市级直属单位，推开门，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坐在里面。

他礼貌地询问:“领导，申请信息公开应该去哪个办公室？”但据他回忆，对方嘴里先是蹦出一个脏字，然后说:“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王清不甘心，开始对着这名领导谈“信息公开条例”。听了几句之后，对方打断他:“看书看多了吧你？”随后，王清被轰出了门。

“我不是想和他们对立，我只是想争取他们的支持。”8个月后，王清在家里皱着眉头解释。这里是一座老式的6层住宅楼，附近有一家酒精厂，气味刺鼻，他在夏天都不敢打开窗户。

就在这间房子里，他把自己想问的问题一一列了出来，数了数，一共7个。当面问没有结果，他干脆把每个问题都打印出来，然后塞到牛皮纸信封里，填好地址。

2008年12月30日，当姐姐王轲看见他手里抱着一摞近60厘米高的信向外走时，打趣地问他:“怎么这么多信，去寄情书啊？”

而直到几天前，王轲突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弟弟的照片。她这才发现，在自己眼里腼腆、贴心的弟弟，突然成了这个城市著名的“刺儿头”。在他寄信后不久，上至南阳市政府，下至宛城区蔬菜办公室，有181个部门都收到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申请，要求各部门公开7项内容，其中包括“公开机关编制数额、实际在岗人数”，甚至“工作目标和具体实施情况”。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的第8个月。15天答复期限满后，王清的181份申请，只得到了18份回应，大多语焉不详。

在公开单位主要领导成员名称、履历一项上，大多数回复都将其归类为“个人隐私”。有的部门答复上，只有落款，却连个公章都没有。最糊弄的是卧龙区国土资源局的回信，那只是一份空白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而且，几乎所有部门都将“公款吃喝、公车消费以及公款出国”列为“不属于本单位公开范围”。因此，王清说，这18封回信，“没有一份让我满意”。

不仅如此，他还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周围的邻居告诉他，那几天，老有人在楼门口晃，打听他家“几口人，都是弄啥的”。王清也开始不断地接到骚扰电话，有人在电话里问他:“你是不是‘间谍’？你打听这些信息要弄啥？”

感受到威胁后，王清给市长写信，反映自己被监视的事情。过了不久，一个自称是“市里面的人”打来电话，告诉王清，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并叮嘱他，如果受到打击报复了，“再和我们联系”。

这并非他第一次遭遇挫折。2006年，刚刚工作不久，只拿450元工资的王清发现，每个月电话费都要被扣掉一两百元，他认定，其中有一部分是被无理扣除的。于是，从当年4月起，他不断地向中国移动提起诉讼。

后来，他和几个有同样遭遇的人联合起来，一共30多人，立了67个案，全都是针对电信行业。“开始是被迫的，后来却感觉做这件事有意义。”他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

但他很快发现，实现“意义”并不容易。那场诉讼的结果是，只有王清一人收到一份判决，“裁定驳回”，其他案子则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