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

100多个“共和国第一”相继在这里诞生

“一五”结束的第二年，辽阳灯塔市21岁青年冯贵盛，奔赴东北一座城市读大学。从地理系毕业的他后来到了沈阳，研究起辽宁的经济，研究铁西的工厂。直至后来成为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发改委、社科院经济发展所所长，辽宁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回过头来看“一五”，铁西堪称新中国的“大手笔”。这片当年占地39.48平方公里的工业区，享受过多重美誉———“共和国长子”、“共和国装备部”、“机床的故乡”、“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仅“一五”、“二五”期间，新中国就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到这里。

在冯贵盛看来，铁西区的辉煌，是历史的沉淀和地理的造就。

位于沈阳市中心西南的铁西区，曾是日伪时期的重工基地。1906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南满铁路，将铁道以东辟为市街区，以西辟为工业地带。从1938年铁西建区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资共在这里投建323家工厂，蔚成庞大工业群。尽管随后在苏军占领时期，铁西工厂遭到洗劫，80%设施已不复存在，但这里留下的工业基础和大批产业工人，是其它地方难以比及的。

铁路四通八达，邻近的鞍钢、本钢、抚顺都是能借力的能源基地。另一重要原因，新中国恢复经济还需争取苏联这个“老大哥”的援助，当时苏联高速增长的计划经济模式，正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样本。

“一五”计划的核心，正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机械、电子、化学和能源等工业领域，因此“一五”也被称“工业化奠基之役”。

“当年对铁西的决策，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委共同商议决定的，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是核心的决策层。”冯贵盛说。铁西的功能，是围绕机电、机床、冶炼、化工等产业，使之成为新中国工业的“血站”。

“一五”投资766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为社会主义新生活打基础。它像一块巨大的磁场，吸引着铁西的工人们自觉为之奋斗。中国第一台车削普通机床、第一台50万伏超高压变压器、第一台125万吨挤压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等100多个“共和国第一”相继在这里诞生，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大国徽也是铁西人的杰作。

“当时全国风行的‘人民牌’香皂，就是我们沈阳化工厂的产品，那时是用大豆油做的，质量可好了！”如今84岁的李守成回忆，“七八十年代的婚礼，新娘子手里都会捧个‘红双喜’脸盆，那也是沈阳搪瓷厂造的，曾是几代人的美好回忆。”

沉沦

新中国首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企在铁西产生

计划经济时代，铁西区成为沈阳最富有的地方。全市最早的暖气、天然气、高楼全在铁西。铁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是全国同行业中的领头者，职工的工资与奖金也是同行业最高的，住楼房的多是工厂的职工，享受着让人眼红的福利，如果有谁家人在铁西的工厂上班，是让人羡慕的。

当时在铁西3000人算是小厂，过万职工才算大厂。冶炼厂的烟囱122.4米，是全国最高的，也是铁西人说话的底气和荣耀的象征。

然而星移斗转，1998年当刚被授予“辽宁省优秀专家”的冯贵盛带着他的调查组，再次来到厂房云集的铁西区，却从遍地林立的烟囱感受到了危机。

危机在更早的时刻就已埋下伏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大量资金人力投向“三线建设”，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东南沿海成为时代的宠儿。而铁西则未能再吸引大量资金和人才，并且因为体制等因素，而逐渐消沉了。曾经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呈出“老态”。尤其上世纪最后10年，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时，铁西像一个抬惯了轿子的轿夫，面对新式汽车却不知如何发动。

清一色、大量密集的国企，面临着转轨的困惑。在铁西，所有制是“公一色”: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99%；经济结构是“工一色”:工业经济占全区90%以上。1978至1991年，全区生产总值仅从5亿元增加到14亿元。1991年直接利用外资仅100万美元，出口供货值仅0.8亿元。

政府开始亮出“黄牌”。1985年对第三农机厂、五金铸造厂、防爆器械厂3家产不抵债的企业发出了破产警告。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企业宣告破产后，原厂长石永阶到厂里领救济金证。当时，由于他的情况尚在调查中，市保险公司暂不发给救济金证。一张石永阶抽着闷烟，看着工人们领取救济金证的照片成为铁西区甚至整个国企陷入困境的象征。

1989年，亚洲最大的沈阳铸造厂面临窘境，上上下下为它的生存而焦虑。

“铁西是中国国企转型困境的缩影。”冯贵盛说，“当年沈阳市委市政府本打算将部分企业进行产权改造，但国家没批。整个辽宁、东北，可以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这些企业都是国家一手投资建的，国有企业我们能随便搞合资吗？能搞产权转让吗？传统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与整个市场体系完全不对称。”

冯认为，铁西区真正的困难是从1993年开始的。作为机床工业的故乡，当年机械市场的萎缩，让大量的铁西工厂歇了工。“当时那情况，一堆干柴似的，点火就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