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结合离我们有多远

说到底，只要中国体育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变革，那么我们的体育和教育长期都将是两张皮。

撰稿·王 卓

体育明星就读国内大学并“获赠”学位可谓司空见惯。有专家尖锐指出，如今的“体育明星求学记”几乎变成一个儿童迪斯尼游乐园:充满喧哗与躁动，光鲜夺目却没有内涵。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行政管理的混乱和不公，更表现为价值体系的崩溃:努力与回报相分离，手段与目的相分离。或许，“刘国正退学事件”正是这一现象最直接的体现，寻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体育与教育之间所存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真正的体教结合距我们还有一段遥远的路途。

体教真的结合了吗？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说:“失去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而‘体教结合’能使双方互补，何乐而不为？”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就在尝试体教结合的路子，比如全国各大体育院校，各省市的地方体校都在宣称，走体教结合的路子，然而实际上，中国体育和教育二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

中国竞技体育腾飞，“一条龙”体制起了关键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种体制渐生弊端，其沉重的代价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尽管像全国冠军邹春兰那样的搓澡工并不是多数，像亚洲大力士才力那样在退役后的潦倒生活也仅仅是个案，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竞技体育运动员文化水平比较低，根源在于中国的运动员从小就脱离了教育，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家长帮助孩子选择了体育之后，文化学习形同虚设，其中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体育成绩和文化成绩二者无法兼得。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国外一些国家能够很好地实现“体教结合”呢？譬如比利时人雅克·罗格曾是一位水上运动员，而且年轻时就表现出极高的体育天赋，后来又成为比利时橄榄球队的一员，他曾夺得帆船项目的一次世界冠军、两次世界亚军，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外科整形医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精通荷兰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并且对现代艺术情有独钟，后来他又成为了欧洲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说，罗格如此博学而多才，除了自己的天斌外，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体教结合的大环境里，从小从事体育运动时，一直都没有放弃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然而，在中国为什么运动员不能“文武双全”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从小选择了体育的运动员自进体校的那时起，基本上都放弃了文化课的学习，尽管目前在中国很多体校都开设与运动员年龄相配套的文化课程，可是对于一心追求体育成绩的运动员来说，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学习的，时间久了学业基本上完全荒废。等这些运动员取得骄人成绩后再去上大学，一切都太晚了，由于基础太差，根本就无法跟上大学学习的节奏，这也注定了许多运动员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混个文凭而已。

几年前，在一次采访中，一位教练曾给我讲了一个他们队里发生的笑话:一位运动员来省队训练，由于枕头破了没有线缝，便给父母写信，枕头的枕不会写，就空着了，他又把“线”字错写成了“钱”，因此信中这样写道:妈妈，我在省队一切都好，就是头破了一个洞，我没有钱缝，快给我寄点钱过来……”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话，父母在接到这封信后，担心坏了，风风火火赶到了省城，结果看到儿子还在队里练得热火朝天呢……

尽管这样的笑话在当今社会已经很少会发生了，但是运动员脱离教育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他们的文化基础都比较差，即使上了大学也很难完成学业。而且很多大学学科专业性都非常强，对于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读书也非易事，何况是缺乏文化基础的运动员呢？

有专家如此感慨:“体教结合是个听起来很美的目标，但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分三种，第一种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直接入学的，这样的学生必须是在国际比赛中有非常出色的成绩的国际健将型的；第二种是国家一级、二级运动员，他们要参加高考，但分数只需要达到正常入学标准的60%左右。这两类学生体育成绩非常好，但学习就很难保证了。第三种是要参加高考，而且分数也不能太低，适当降低一些成绩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学习可以保证了，但运动成绩又很难和前两种相比。”

中国体育不重视教育，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很重视体育。目前，中国教育系统特别是很多中小学忽视体育，体质监测结果表明中国学生体态继续发胖，体能和视力继续下降，不仅影响个人健康，长此以往还将影响民族素质和国家竞争力，同时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少出现像比利时人罗格那样“文武双全”的全才。

于芬“探路”未成功

当前，除了一些省市体校外，全国各体育院校都有着“体教结合”的标签，然而严格说来，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比如，北京体育大学在每届奥运会后都会骄傲地向外界宣称:本校学生夺取多少多少奥运会金牌。可当你仔细看看那些“英雄学生”，都是清一色的熟悉面孔:张国政、王旭、陈中、罗微、张怡宁、孟关良、罗雪娟、王义夫、王丽娜……这些只不过是在北体大挂名的学生而已，而且他们自小接受都是“重视体育专项，忽视文化学习”的培养模式，退一步讲，即使有些高水平运动员多年在体育大学(学院)学习、训练(比如冬奥会滑雪冠军韩晓鹏)，可是他们和各省市专业队里的运动员并无什么两样，试问他们能抽出多少时间进行文化课学习，所谓“体教结合”只是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

多年来，国内知名跳水教练于芬组建的“清华跳水队”，也被外界看成是体教结合的试验田。12年前，在了解到清华大学有培养学生运动员的意向后，在清华大学的积极扶持下，于芬成立了清华跳水队。熊晴清、劳丽诗以及周吕鑫等都是她门下的弟子，1998年从国家队退役的伏明霞也以读书的原因在于芬的清华大学跳水队训练，而且在悉尼奥运会上成功复出，并勇夺金牌，因此清华跳水队“体教结合”模式一度名声大噪。

于芬曾多次表达自己创办清华跳水队的初衷，“作为运动员很多人是优秀的，甚至是异常出色的，但是除了跳水他们还能干什么？事实上，我也经常对他们在赛场之外的一些所作所为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更何况，运动队本来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团体，那些没跳出成绩的队员，他们退役后的生活甚至都有可能成问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那就是有朝一日自己带出来的队员不仅有实力夺取奥运会冠军，而且离开跳水以后，他也同样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进入社会参与竞争，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而清华大学碰巧有这样一种体教结合的想法，所以我就来了，经过多年的摸索，至少我们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已经绝对不再是一厢情愿。伏明霞、劳丽诗这两位奥运会冠军，便是对我们成绩的充分肯定。”

于芬坦言，她之所以会对清华跳水队这种“体教结合”的模式越来越喜欢，是因为在进入了清华大学这个学术氛围很浓的地方之后，她才发现其实不仅队员是需要学习的，就连她本人也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我一进清华，学校就已经给了我教授的待遇。现在我是清华的终身教授，同时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生导师，似乎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在拿下了硕士学位之后，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环境中都有这样的冲劲，就更不用说那些队员了。从这个角度讲，就算我于芬在原来的模式下再培养几个奥运会冠军，也不过就是数量上的变化，并不比我在现在这种模式下多培养几位既具有跳水专长而且又是真正意义的大学生、研究生更有现实意义。”

可是，从目前情况看于芬所说的“体教结合”与体育院校的培养形式同样是大同小异，她选拔上来的这些运动员自小也都在各省市体校训练，同样是没有文化基础的，后来他们即使到清华训练，也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实现“体教结合”了。而且让于芬更头痛的是，四年前她的队员出现了严重的“出逃”现象，清华跳水队相关方面不得不与学生家长、一些省市体育局对簿公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2001年游泳中心宣布，在一个注册年度里，运动员只能注册一个单位，不能进行双重注册。由于这个规定，清华跳水队在此后两年没有参加全国比赛。很多在清华练跳水的孩子一下子陷入绝望，甚至被内部人士告知，在清华跳水队训练，不但很难参加全运会，而且很难再进国家队。

很多人认为，于芬“探路”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目前甚至还举步维艰)，主要在于清华的“体教结合”模式与传统的举国体制共同生存于中国跳水界时产生了相互排斥的矛盾。这其中的矛盾，可能有多方面的利害关系驱动，也可能有着一些体制上的冲突，同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清华跳水队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