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脸谱1949-2009
60年间，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形象几经演变，东方的神秘、革命的激情、世界工厂的喧嚣，在塑造与被塑造中，“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形塑中国:对外宣传是次要的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南风窗》:在您看来，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以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现状的？
王缉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无从了解，有限的印象来自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作为，还有就是从香港、台湾地区搜集的情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多国际上的左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而对中国内政的不了解让不少人对中国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有能力动员人民达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红卫兵、毛选、革命的狂热……这一切是符合当年所描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特征的。
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僵化顽固，中国人更有个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钦佩，中国能大范围地消除贫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那么快，这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模式，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情况是夹杂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外国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同和羡慕。比如我今年5月到津巴布韦开会，有津巴布韦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改造成中国的民主党派。
总之，外国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太多种多样了，这些评价往往基于个人的立场，莫衷一是，应有尽有，很难归纳为一种或几种看法。就是在美国人里面，社会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尽相同:商界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现状，以方便做生意；而政界的一些人则往往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大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这种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决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中国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反过来，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缉思:中国国际形象演变的动力就是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常说外因依据内因起作用，中国的情况变了，外国人的看法自然也就变了。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部分同意。任何国家看待外国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并不特殊，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以前看苏联，就是从反霸的立场和需要出发的，并不是客观完整地看待苏联的所作所为；中国看待美国、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向来如此，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1980年代对中国的大幅度修改对内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国的形象很好；到了1990年代以后，国家对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强的趋势，全球化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形象自然复杂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后一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这样一来，国内事做好也没用，索性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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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灵敏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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