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如何转向？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一波波的冲击之下泥潭深陷，新兴国家却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高达15%的金砖四国，于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举行首脑峰会，为“经济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由G7向金砖四国转移”的说法进一步做了注脚。

2009这一年

“国际秩序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现有的模式、观念、话语、规则都是西方大国决定的，这次正式成行的四国峰会，使非西方世界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们的出现是对世界格局的修正，标志着国际制度和国际格局开始朝着更加平衡、更加代表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变化。”作为国际关系专家曾随同温家宝共赴达沃斯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如是说。

金砖四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因此经济复苏速度可能会非常快。从经济指标看，中国和巴西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势头，印度和俄罗斯的情况也逐渐好转。而西方国家危机在继续深化。国际格局面临新一轮的重大调整。2009年会是又一个联合国改革年，9月份新一届联大，各国都在为联合国改革安理会扩大拿方案，合纵连横，会有新的重大议论和各种重大方案的比拼。“未来3年，扩常大概是挡不住的。特别是非常任理事国的扩大，是大势所趋。”王逸舟说。

西方发达国家则努力保持现有地位，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这是环保、气候、人类生态安全等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热点的深层原因。对于现在正起草的哥本哈根协议，王逸舟认为:“如果说第一轮只是对发达国家设置了义务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约束，第二轮除了对发达国家有更高的环保标准，对新兴大国可能会有一些有形无形的约束。”

这些约束对这些国家是很大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如果真正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很多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最终导致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大幅下降。王逸舟认为，若干年后回头看，2009年前后会是世界各国在气候上取得重大谈判和博弈结果的年份。

尽管几大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利益博弈激烈，但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G20，再到新近出现的以中美为核心的G2的呼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

特别是奥运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中国看成大国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中，温家宝的演讲被安排为大会第一场，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5天的会议时间中，温的演讲内容被不断引述和论证。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这是迄今为止英国高级政府大臣、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中，对中国崛起进入全球领跑阵容最直接的认可。米利班德说:“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智库“欧盟外交委员会”不久前甚至出台报告称，欧盟对华政策存在战略性失误，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欧中关系架框。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明显想有所作为，提高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的陆家嘴论坛上说，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无法在传统七大工业国(G7)的框架下解决。现实也推动中国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巨大危机，冲击了中国经济，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拄拐杖的巨人

虽然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准核心位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从国际地位还是国内现实来看，中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危机前，中国GDP达30万元，按现行汇率排名，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福垣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正确核算，其实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够大，但代表不了国际地位。

王逸舟告诉记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国际组织主要领导人很少是中国人，安理会系统、维和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WTO系统、教科文组织、国际难民救助总署等很多比较核心的国际组织中都没有中国人，这一点中国不仅没有办法和英美比，甚至不如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起草国际公约的次数也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现在有京都议定书、伦敦核俱乐部、纽约国际核总部等等，而几乎没有重要的国际公约和组织是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在北京也有国际组织总部，但大都是像国际乒联等这类相对不够核心的组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导向作用很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以经济增长速度见长。

也正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在被一部分人哄抬国际地位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贬为“经济巨兽”。

而单就经济增长来说，中国的GDP由外资、外贸、外企拉动的比重超过70%，过度依赖出口。刘福垣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生产能力来说，完全可以使国内的老百姓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但实际并没有，因为工资被大幅度压低。老板把工人工资的一半拿走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怨老板，因为老板的钱也被别人拿走了，企业利润1／3用于打通各种关系，1／3给了中间商，1／3给了国外，因为出口价格低。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所谓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剥削了工人工资。这造成国内老百姓消费不足，只能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工资中用于社会保障的一块同样被拿走了，发达国家出口这些内容是做足了的，只有发展中国家为了出口不惜成本。这也使国内百姓对未来缺乏信心，储蓄倾向一直偏高。

大量的剩余价值净流出，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和外资企业。“自古以来，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口，而我们的东西白让别人使，别人给我们一张带油墨的纸，这就是顺差。然后我们又用这大量的钱买了美国国债。”刘福垣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是剩余价值净流出的弱国。而且现在不是别的国家在剥削我们，而是我们主动给人家送去。目前为止，国内的要害部门、重要产业，外资的比重相当大。

而所谓G2，更是被一些人解读为美国垂涎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巨人，而实际上，有太多短板，还难以巍然屹立，因此被称为“拄拐杖的巨人”。

警惕陷阱

更重要的是，国内社会公正性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中国最大的软肋和隐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面看印尼、泰国等国被金融危机打倒了，但实际上，危机只不过是揭去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面纱，使国内存在的问题无法隐藏。

像印尼，当经济下滑，严重的腐败问题、社会矛盾、收入差距、少数民族受排挤等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一下子击垮了印尼，人称“印尼陷阱”。危机好比大浪，浪一冲，就知道哪些是建在沙滩上的建筑。金砖四国腐败都很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改革都还处在中途半端，政治现代化没有完成。而在改革完成之前，国内的诸多隐患随时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辉煌可能只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