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庚武(Wang Gungwu)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东亚研究院主席

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的地位突出了，这毫无疑问。但我不同意G2这个提法。中美关系相当特殊，也存在太多问题。两国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也实行了很多的合作，但这不代表两国已经在国际上适合有“G2” 的合称。

G2 这个概念是由G7演变而来的。我们不能忘记，通过几十年的发展，G7有能力制定世界的发展格局，甚至代表全世界筹划经济政治走向。但是，目前中国还没形成类似的影响力。

所以，过分强调G2这个提法，反而是对中国不利的。中国崛起，在全世界形成的关注和讨论，这很自然。但G2的提法就扭转了性质。我认为，强调G2提法的人，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好像是“中美两分天下”似的。而我非常赞成中国参加G20，中国应与多方的经济体广泛合作。

中国的国际形象，其实是在西方的标准之下对中国的衡量，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西方自己的标准，经历了数百年政治、经济、历史的变迁，有他们的本身的要求。是否应该接受呢？无疑，中国有自己的背景，最起码，这30年的经济发展让全世界相当惊喜，只是在政治层面，东西方有自己不同的取向。

当然，中国对自我的国际形象产生怀疑，这也不难解释。近代中国接受了不少西方和东亚的模型，从中自然也会产生比较，也引发中国的知识阶层不少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但我认为这还是阶段性问题。人类社会的进化需要程序和时间，一方面有历史与文化的差距，一方面也不是可以勉强急得来的。

作为生活在西方的华人，我非常熟悉与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但也了解，其中经历了几百年的斗争、帝国主义阶段，才衍生出的今日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无疑让人向往，但我们不能断定，现在是时候应用于中国。我们必须了解其中的条件。

当然，中国的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问题其实可以避免。这是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形象怀疑与不自信的根源。我更愿意谈论具体事务，而非高高在上的人权、民主等。比如中国的司法制度相当不完善，而人们守法的意愿也相当低，司法和社会之间没有信任与互动。相比起其他华人社会，如香港和新加坡，都有相当距离。但我认为要改善需要时间，毕竟社会价值观与贫富水平息息相关。

等到社会上有了充分的透明和公正，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有合适的途径，中国才会摆脱这种所谓国际形象的自我怀疑，而外国人也会自然而然尊敬你。目前中国最欠缺的，还是执行力。

林华生(Lim Huasing)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

二三十年前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很多。今天，这些人中对中国抱亲善、友好态度的少了，持批评、不客观立场的则多了很多。现在学中文的多数人是为了谋生，而非出于感情因素。

从一般日本百姓的立场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朝核六方会谈，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国贡献很大。中国的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日本人还搞不清楚，也有些人对中国的发展有恐惧感，担心中国军费开支增大会威胁日本。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已经认识到，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成就。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对日本很重要；中国发展不好，对日本也不好。

之前就有人预言，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会崩溃，还有人说上海世博会后中国经济会垮掉，我认为不需要这样担忧，也看不出什么崩溃的迹象。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无论技术还是市场都过度依赖外国，中国应努力追求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工业化，这是中国经济的大挑战。

布鲁斯-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

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

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了巨大投入，中国正在各方面收获果实。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如今中国很多民营企业都能采用很好的技术进行研发生产，从而刺激中国经济发展。

科学家在引导政府决策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涉及防洪、食品安全、农业、健康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政策。这将使中国受益匪浅。

中国要选拔并支持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科技领域的领导。这种选拔必须是纯粹基于人才的选拔，不应该考虑政治因素。另外中国还必须尽可能大范围地吸引人才，比如中国近年来聘请旅美的优秀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国，领导重要的科研任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难做好的一方面，就是要创造一个有效的科学氛围，注重个人的创造性，有合适的激励和回报，并且坚持最佳的科学价值和最高的科学道德规范。这需要几十年才可能做好，绝不仅仅只是靠政府提供科研资金就能实现的。

郑宇硕(Joseph Cheng Yu-shek)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很落后，但通过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所树立的革命形象，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现在，中国非常认真地追求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经济也发展得很快，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因此很多国家期待中国成为制衡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目前并没有意愿和能力来正面挑战美国，因此需要小心拿捏分寸。

中国要提升国际形象，有两个矛盾必须解决:一是中国一方面积极承担国际义务，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又会对一些国际形象不佳的国家说一些支持、充满革命意味的话，这其中会有不协调的地方。二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支付给当地工人的工资往往很低，工作环境差，安全没有保障；同时，中国往往不但在当地开矿、开设大型企业，也开便利店，大小通吃，影响了当地人的生计，这都会对中国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丁学良(Dr.X.L Ding)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国家形象不令人满意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这种看法太过片面。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包括三个层次: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言行之间的差距。宣传力度不够是第二个层次，有些官员在国内养成的习气带到国外，对外国人也颐指气使；有些时候我们的道理对，但不会说，方式不好。但这些只是很小的原因，也相对比较容易改正。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系统，但宣传的内容往往不能另人信服。宣传的功夫是练出来的，我们只有在国内让老百姓信服，养成尊重受众的好习惯，到国外才有说服力。而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也要勇于面对事实，而不是文过饰非，死不承认。比如四川地震中倒塌了那么多房子，你一口咬定完全没有腐败，这就很难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