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概括说，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读书比吃饭还重要，如今俨然已是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一手数着钞票，一手遮掩着内心残留的理想主义。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用没用成为他们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精神贵族”逐渐难敌“财富人生”的诱惑，有产有闲成为生活目标。

到了这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只剩下一句话:我们活得好辛苦。

看看这几个月发生的毕业生求职悲喜剧。石家庄女大学生投水自杀，身后留下10万字的求职日记；北方工业大学15名应届毕业生集体上网“拍卖”，叫价月薪2000至3000元；还有济南女生街头发求职启事，应聘“专职太太”……

“2009大学生就业”大戏刚拉开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壮。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截至2008年底，有100万名大学生未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预测，今年大概只有300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

大学生不吃香了，“海龟”派也早已不再光鲜。一位国际猎头公司经理听说记者正调查大学生就业，极力建议采访“海带”（海待）:“你想采访几个，我给你介绍几个！”而那种家里花四五十万元送出国镀金，归国后被迫在小县城卖保险的“极品海龟”，也着实存在。

天之骄子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狼狈。面对悲惨世界，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到底是为什么？

有的说是经济危机。今年3月，上海对外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地逾半数外企今年不招收应届生，其他有招聘计划的企业岗位数量也极有限。如果将就业问题归之于金融危机，那为何去年还有100多万大学生未就业？

还有的怪罪于高校扩招。据统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而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增大到611万人。但问题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抱怨自己的大学生太多？

我们不妨从80年代、90年代与当下，这三个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经历来重新审视眼下所谓的“大学生就业危机”。摘录一个让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人感到心酸的段子: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小学生也能当领导；

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生也只能洗厕所

……

问:我们这一代到底招谁惹谁了？”

这一代没有惹谁，他们的心情之郁闷也可以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国家包分配，基本不用为饭碗问题发愁。于是，有网友呼吁:恢复分配制度！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好时光”已经不再来了。

内地毕业生分配制度，最早于1951年由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这事甚至由当时的共和国总理亲自来抓。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沿袭计划分配制度，那时候大学生是各单位争抢对象，只要是大学生，抢来再说，干什么再商议。

1987年，是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一个转折。那一年，首次出现大学生被接收单位退回的现象。经过两年摸索，国务院于1989年批转了当时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这也是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选制度的开始。于是，9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也开始投简历面试，但通过市场选择个人喜好职业的同时，还可以指望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随着1999年大学扩招的引擎强势发动。各大学人满为患，于是，开始在天南海北迅速建设“分校别院”，四处飘荡着“建设国际一流名校”的口号，上大学费用也一路飞涨，大学生越来越像流水线上制造的产品，“就业难”开始成为社会话题。

无疑，毕业分配制度的变革是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转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市场化。而从先前的分配制度到现在的自由选择，毕竟一种进步。

自由选择，意味着你可能不选择任何用人单位，也可能没有任何用人单位选择你。

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曾于2005年联合推出《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当年，我国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大学毕业生一般在22－25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处在以上调查范围内。由此可见，大学生找工作难的背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整体困难的写照。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表示，大学生就业难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但他认为，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是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