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润文

一起民告官的案子，三年里，三兄弟在四家法院六次起诉，三次被驳回，两次无奈撤诉，只因为总也“找不到”被告。

2007年，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堂子街改造，杨春德、杨春铃、杨春庭三兄弟的老宅需要拆迁。三兄弟却发现老宅的面积减少了160多平方米，院子中的两处空地被别人建了房子，现在土地也已经被政府划归他人使用。

为了讨回宅基地，三兄弟走进了法院。可是，“不是说我们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就说没有利害关系。”杨春庭很气愤，“他们是不想让我们打这场官司。”

谁替我登记了土地

杨春德登记的老宅子在堂子街102号，于1946年购得，并在1953年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换发了房产证。一家人在这里居住了20多年后，举家搬迁到了江西。房屋一直由别人居住。

1994年2月1日，回南京办事的杨春德正好赶上了南京市城镇初始地籍调查、土地登记。按照相关规定，杨春德于当年2月3日向南京市建邺区房产局提供了房产证及相关材料。当时，杨春德已经发现，在他们离家后，老宅院中的两块空地已经被他人建了房，门前的一块空地被戴某建了两间房，屋后的空地被南京市第二灯泡厂建了三间房。尽管如此，杨春德认为，这一整块地的使用权都在自己手中，他还是申请将这两块地登记到自家名下，并缴纳了这两块地的费用。没来及查看地籍登记结果，杨春德就匆匆返回了江西。

1996年，杨春德退休回到南京。然而，他却有家不能回，自家房子被别人住着，他只能租房住。他与房客打官司，要求对方搬出，但最终也没住进老宅，只能在法院调解下收取了房租。

2007年，杨春德接到堂子街拆迁办通知，该路段开始拆迁，但核算拆迁面积却比当年的房产证上少了许多。

杨春德委托律师调查后才发现，当年地籍调查登记表中确认的并非他申报的面积，屋前屋后两处土地均已登记到别人名下，违建的房屋也都领取了房产证。更离谱的是，地籍调查表上居然有他认可的签名和手印。

杨春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家人都不在南京，屋前空地被戴某出具假证明以租用他家土地的名义建了房，但从未缴纳过租金，而屋后第二灯泡厂则是破墙而入，侵占土地建房。

“地籍登记表的签名是伪造的，登记日期也不对。”杨春德说，首先是笔迹完全不对，有人伪造了他的签名，其次这个登记日期是1994年1月11日，比他申请登记早了20天。

杨春德纳闷:“是谁替我登记的？是谁替我做主放弃了土地使用权？”

谁该当被告

杨春德决定去法院讨回公道。然而，这场官司一开始就让杨春德很头疼:该告谁呢？

按照1983年《南京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凡申请房地产登记的，必须提交土地审批文件。房产局办理这两个房产证是否查阅了对方的土地审批文件呢？杨春德决定，先告南京市房产局，屋前土地侵权人戴某为第三人。

2007年11月19日，杨春德把南京市房产局告到了其所在地的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要求撤销戴某房产证。鼓楼区法院驳回了杨春德三兄弟的起诉。法院裁定认为，“文革”期间有份文件，1969年后，土地所有权国有化，原告没有出示该处房产的房产证，所以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杨春德上诉至南京市中院，又被驳回。

既然不能撤销房产证，那就告土地使用证吧，当初的地籍登记是谁伪造了他的签名？杨春德盘算，先把屋后那块地的使用权拿回来，那处房子《80634号权证》是房产局自办自领的，这块地不牵扯私人，简单一些。

2008年1月20日，杨春德仍然向鼓楼区法院起诉，被告为南京市房产局，第三人为白下区房产局。法官告诉杨春德，他告错了，土地问题应该告土地局，不应该告房产局。

杨春德想想，这个说法有道理，只好撤诉。

2008年6月4日，杨春德向玄武区法院起诉，状告南京市国土局行政违法，违规给第二灯泡厂的违建房屋发放了19950078号土地使用证。玄武区法院法官认为，该案件诉讼主体不对，南京市国土局是南京市政府的一个部门，应该告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更改了被告后，该案件被玄武区法院转到了南京市中院审理。

2008年7月24日，南京中院开庭审理此案，杨春德终于和被告见了面，搭上了话。然而，被告南京市政府的答辩状又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推到了杨春德面前。

南京市政府称，首先，19950078号土地证是合法的，当初建邺区房产局向南京市国土局申请土地登记时提供了《房地产权源情况说明》和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市国土局在地籍调查中，杨春德作为相邻宗地权利人在地籍调查表上签了字并摁手印，公告期间，原告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发土地使用证是合法的。其次，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在地籍调查和权属审核过程中，建邺区房产局已经领取了房产证，市政府才将这块地登记到了建邺区房产局，在房屋证没有被撤销前，不能撤销19950078号土地使用证。

杨春德大喊冤枉，公示期间，他们都在外地，并不知情。可是，还没等他向法院提出签名笔迹鉴定申请，诉讼请求就被驳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