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震灾中的“众声喧哗”

5月12日的大地震，震惊世人，国家紧急动员，媒体也迅速停播其他节目，全天候直播救灾实况，人们也自觉地捐款捐物。关于这次抗震救灾，始终伴随着争论，尤其是在网络中。首先引起争论的是朱学勤的“天谴论”。朱学勤在《南方都市报》（5月14日）发言:“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在举国悲恸的时刻，使用“天谴”伤害了国人的感情，招来网友对于朱学勤的质疑，《驳朱学勤的“地震天谴论”！》不绝于耳。与这种借地震来指责或反省的声音形成参照的是，对国内事件很少进行正面评价的《南方周末》，却发表了《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2008年5月22日）的评论。

《南方周末》似乎一改往常对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尤其是非广州的地方政府的问责策略，反而为这次中央政府的表现“鼓而呼”:“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这种“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命为最高价值恰恰吻合《南方周末》式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仅仅有尊重生命的理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可见，《南方周末》称赞的不是政府的转变，而是政府承认了公民社会的力量。《新周刊》则使用《伟大的透明和国家的成人礼:灾难时刻的信息传播》（5月19日）来评价这次抗震救灾，对政府的快速反应、媒体的透明报道、民间社会的自发参与作为国家“弱冠”的标志。《中国新闻周刊》使用《国殇:悲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5月26日）来描述“公民精神的成长”以及大量NGO、企业、个人在政府所展开的“正面战场”之外开辟“第二战役”，“灾害肯定从不预演，互助同行的公民精神却可以在大震中生长，为中国书写一个大写的‘人’字”。《南风窗》等许多媒体也引介台湾“9.21”地震的经验，如《善款管理的台湾经验》等文章强调民间组织在善款管理、灾后重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就连带有官方党报色彩的《北京青年报》也发表题为《全民总动员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5 月21日）的评论:“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考验着政府、军队、武警在紧急状态下的‘应战’能力，同时也考验着中国民间社会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动员和互助能力，检验并见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和成熟”。公民社会，甚或民间社会的出现，是这次关于地震的深度评论中被格外突显的关键词。而有趣的是，一直充当对政府多有批评色彩的南方诸报业终于与官方接轨，因为这种“透明”、“进步”、“成长”恰好也是《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5月29日，新华网）的核心内容，“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深深地铬刻上两个时代的历史印记，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两次地震被解读为不同时代的政治寓言与历史见证，从新时期初期关于人性、异化的讨论以及人性作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汶川地震成为印证改革开放的“奇迹”。

与《南方周末》等刊物看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不同，也与官方对两次地震的前贬后褒不同。对于新、老左派来说，更可以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捐血、解放军不顾牺牲奔赴灾区第一线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嗅出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就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品质，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在救灾中再一次让人们感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甚至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也被追溯为1966年周总理亲历河北邢台地震现场的继承者，把这次高效率的救灾看成是“社会主义遗产”的思路，可以从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长文中看出。针对《南方周末》所论述的“普世价值”，媒体名人司马南在网络上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普世价值传销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普世价值是非常危险的“和平演变”的毒药，决不能等闲视之，如同“西方”鼓吹的“颜色革命”，因此，“这些精英买办分子，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洋大人的走狗”（司马南先生接受《经济观察报》访谈《普世价值很像神话》6月16日）。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的不彻底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主义遗产的发掘与威权主义的批判之间，应该如何回应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凤凰台的尚思伽，认为这次救灾体现了一种“久违了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市场利益竞争中一度淡忘了的“精神传统”的回归，而中央台四套的评论嘉宾则认为尊重生命这一“普世价值”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同“国际接轨”的可喜结果（《中央台与凤凰台的奇怪错位》）。

可以说，这样两种常见的批判，延续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基本思路。《南方周末》依然选择学校坍塌的问题来追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而对学校倒塌的追问也可以归咎为市场条件下的利欲熏心。正如在凤凰台的一个节目现场，一位嘉宾亲眼看到北川中学的废墟而引发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监管的质疑，而另一位嘉宾则举出70年代的建筑没有倒，90年代兴建的商品房却出现了裂缝，这样就把前一个嘉宾所问责的诸如官员腐败、建筑公司为了牟利而偷工减料的问题，转移为了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带来的负面效应。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左右两边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一方面是爱国主义、中国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价值得到从未有过的高扬，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30年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成了某种有效的整合，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某种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