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张千帆:没有来自底层的推动力,改革不会发生

2012年12月20日 10:41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琳玲

原标题:张千帆身体力行的宪法人

作者:本刊记者徐琳玲

张千帆午后的冬日里,一手托着羽绒服,配合摄影师的指令,表情一惯的严肃。

让他紧锁眉心的是一个揪心的消息——一年前找他求助的老上访户李桂荣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该怎么帮呢?这样的事律师和媒体都不感兴趣了。”他倍感无力。

“中国很多问题靠上访是解决不了的,与其去上访,不如通过其他途径。”他默然了片刻,叹了口气:“但制度建设是比较长远的,对她一家的境遇也不一定有什么直接作用。”

零下4度,阳光很好,一场举国瞩目的会议刚刚结束。离春天还需要好几个月,人们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我们的采访一周后,一段主题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宪政》的演讲视频在网上疯传。在演讲中,张千帆痛陈专制社会对人格的戕害,以及中国国民的人格缺陷。

这是一年前辛亥革命百年庆之际,他为北大新生所做的一次演讲。事先,活动征得了校方的批准,临时,又被通知“调整”到一个只能容纳150人的小教室。当天,来听讲座的学生黑压压地挤满了整个会场,连讲桌四周的空地都蹲满了听众。

“我也没想明白,这个时候怎么有人把这个翻了出来。”他在电话那头琢磨。

逆流而上

几天后,张千帆站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旧址上,感慨良多。

“以我一个搞法学的看,这是一次宪法大事件,它几乎涵盖了所有宪法领域,涉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党内民主,还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它酿成的恶果,最终导致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悲剧。”

在随后一场以“出世和入世”为主题的会议上,他面对在场的宗教、文化界人士,正色道:大家可以平衡好心态,也该享受生活,但也不要因为现行的政治体制而产生逃避心理。“逃避是逃避不掉的,自己的权利不去争取,是没有谁赐予我们权利和自由的,最后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在日常教学之外,他投身于各种关涉民生、牵扯多重利益的社会“症结”项目研究,其中包括高考招生政策和教育公平问题、农村土地管理和拆迁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选举问题等等。

“宪法是拿来用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宪法。”张千帆念唠起已故挚友蔡定剑的信条。他们相识于2002年的一次学术会议,在理念上非常相近。在悼念文章里,他盛赞这位“宪政殉道者”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注,直面现实,毫不犬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改善这个国家的制度,忧国忧民而积极进取”。

他在这篇题为《不死的殉道者》的文章中写道:“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是要见上帝的;等到哪天我们要走的时候,会不会也丢下同样的这句话——打了败仗。”

一年前,张千帆所主持的高考招生和教育公平的项目已经收尾。今年,国务院出台了随迁子女高考政策。

“我们学者的职责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找到最合理的方案。最合理的方案不一定最可行。现在实施的方案最可行,但问题很多。我们的悲剧就在于:越是合理的方案,变成越不可行,而很可行的方案,往往是很不合理的。”

他把自己的角色比喻成一个“脑子”,“我们没有胳膊、没有腿的,别人可以不理你,因为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去思考,去说,去表达。”

在参与该项目的博士程迈眼里,导师“清高,自尊心很强”,面对官僚机器,坐在办公室里一封一封地发Email。为了拿到地方和中央资金对高校投入的一个数据,他们向调研的其中4所高校申请了“信息公开”。最终,上海的两所大学还是置之不理,“连理由都不给一个”。

张千帆直言自己基本放弃幻想。“就是你和某某某(官员)关系很好,都没有用的,他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也不会去做什么。”在这个利益场里,每一个理性自私的人都在计算推动变革对自己的利害得失,行动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让他看到希望的,是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为争取教育公平的随迁子女家长。他们自发在网络上建立群,参与研讨会,不定期到教育部去集会、申诉。“其实,他们是最不理性的一群人。两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子女早就错过高考了,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会因此受到很多冲击。”

“推动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的动力到底在哪里?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而是我们的方案所服务的这些人。现在,这个群体里终于有人站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最后,我们也发现,问题有了进展,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区别于多数自由派精英对“暴民”的恐惧,张千帆乐观地认为:推动宪政的真正动力在民间。“你让他们考虑什么呢?让他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他的房子,他的居住环境,他的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的民众有足够的理智来面对这些问题。”

“我也很意外,像他这样的身份,生长在大城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很年轻到国外留学,对中国基层的问题有这样的关注和认识。”任职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吴元中感慨。几年前,他读到张千帆写的一篇法律论文,遂与他通信、相识。

在微博上,张千帆刚刚发布了《宪政讲坛》第十三期讲座的通知,他邀请所有感兴趣的朋友来听。每年暑期的“世界宪法论坛”已办到第三年。第一届的主题是宗教法治和族群和谐,第二届是土地征收、城乡规划和农民土地权利保障问题,第三届是谈选举。论坛的研究对象被限定在“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问题很多,你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至少要搞清楚对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得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在博客上,张千帆写下大量的时评,以洗练的文笔直击庞大国家机器的最敏感穴位。“现实中有那么多扭曲的宪法问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你们媒体让我发表,我一个星期可以写好几篇。”

他感慨着身为宪法学者在中国的幸和不幸。“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宪法领域的法官。但法官的不幸竟造就了评论家的幸运: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才有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

安身立命精神所依

在中国法学界,张千帆的学术路径别具一格——他是生物物理学和政府学的双料博士,半路出家的法学人,自称是“外行人”。按学术同道的玩笑话,他是中国法学界里“最懂物理学的一个”。

16岁进南京大学固体物理系,20岁考取李政道主持的留学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辗转多年,张千帆最终还是选择了让父母不安的道路——和政治离得最近的宪法学。

多年的物理学训练,让他具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识。“物理学做的都是真实验,你不是在那儿凭着空想构造物理学理论,你的理论必须在实践当中得到证实的。而且,事实是什么,你的理论就应该是什么。”

“基本上,我看待社会也是这种态度,属于比较现实主义、科学主义和问题主义的。物理学解释自然现象,人文科学解释社会现象,它从现象或者问题出发,最后的归属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80年代,中国的改革热火朝天,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们也跃跃欲试,开始关注和讨论国家的命运。在留美学生联谊会,张千帆被选为宣传负责人,他请来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讲中国问题,组织过游行活动。一群穷学生开着破车前往华盛顿,路上抛锚,又迷路了。“现在想来,也非常有意思。”

他觉察到自己的志趣正慢慢滑离正轨。1989年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后,张千帆做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放弃物理学,转攻自己更感兴趣的社会科学。“一开始还是很有挣扎,想是否仍以物理学为主业,在闲暇时间关注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几乎不可能,主业一定会占去你一整天的精力和思考。”

没有了“半官派”身份,不再有奖学金,也没有人管饭。转到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第二年,因为支付不了高昂的学费,他只得一边旁听法学院课程,一边搜集资料、进行学术写作。直到1995年拿到奖学金到德克萨斯大学攻读政府学博士,境遇才得以改善。

学业的难以继续、生活的窘迫,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一直行走在人生快车道的张千帆在几年里陷入了精神煎熬。他开始系统阅读儒家经典和相关学说,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激励,继而探索本土的传统哲学和西方制度理论的对接可能。

“我想人都是需要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之前学物理,就是要无穷尽地去探索未知,会想到人生的意义,以及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我一直在学习各种成型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本身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我从儒家得到的启示,就是关于人的尊严。儒家非常看重人的内在潜质,虽然没有把这两个字挂在表面,但始终贯穿其中。”

2012年,回国13年的张千帆整理了过往的思考和论文,出版新著《为了人的尊严》。在洋务派百年之后,他提出一种新的“中体西用”之说,试图为中国社会制度和道德构建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仅仅强调权利、争取权利是不够的,依然要回到尊严来看问题。在传统基本丧失的中国,如果执着在权利话语体系中,很容易走向集体行动的困境,人人只计较自己的得失,只把权利当福利,谁也无法突围。

他把尊严所赋予个人的道德义务类比为十字架,试图以此唤起中国人的内在自豪感,不做政治上的奴隶、道义上的懦夫、身份上的小偷。

“我觉得这套理论挺动人的,是不是?”他反问记者。至于在中国推动宪政,“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是我的职业,如果说你这一辈子教的东西是虚的,是一套不管用的东西,那你也很失败、很没有尊严的。”

[责任编辑:PN018] 标签:张千帆 集体行动的困境 教育公平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 历史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