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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教授”杨支柱重新上岗 不能研究计划生育课题

2012年06月18日 13:45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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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_王岚清 记者_张小摩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6月6日,2岁半的“黑孩子”杨若楠上户口了。

这之前的两年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为女儿若楠的“超生”问题而下岗,并被要求上缴社会抚养费240642元。之后,他起诉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并撰写大量批判计划生育和分析人口问题的文章,甚至不惜以“卖身交罚款”等行为艺术进行抗议,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今年5月。赋闲在家的“超生教授”杨支柱,带着一家人回到湖南老家住了半个多月,这期间,他错过了一个来自学院人事处的重要电话。等到5月底他回学院后,才接到正式通知,他可以回学院上班了——但暂时不能讲课,为他专设了一个科研岗。

记者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确认了这个消息。杨支柱还表示,“据说安排工作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不让我再靠批判计划生育吃饭。”

“不上街,不上访,只上网”

今年2月8日,在起诉北京市海淀计生委(海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失败后,杨支柱发现妻子陈虹的银行账号被冻结了。4月下旬,该账号被划走了240642元后,被解冻。

这个“罚款”决定,是根据2011年6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实施的。冻结之后,法院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即从账户上划款,因为上面的定期存储利息就要到期了。为减少杨的利息损失,法院采取了“人性化”的执行,划款时间改在了4月14日定期存储到期之后。

从冻结到划款的过程中,抗争了两年多的杨支柱心有不甘,他通过微博等平台在网上发起了“杨支柱要饭”的活动,向愿意支持他的网友募捐,每份的额度为100元。

在公告中他声称,“我需要的是支持,不是怜悯。凡是赞成计划生育政策的,千万不要因为同情我的遭遇而捐助;凡是怀疑我想借此发财的,千万不要因为怜悯我的孩子而捐助。”

据杨支柱披露的数字,通过“要饭”事件,他一共得到了校外捐助11万多元。许多人因为关系特殊,不止捐了100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有十多位教师和几位处级干部参加了捐助。“要饭”活动集中进行了一周后,杨宣布所得款项已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不再接受捐款。

从“卖身交罚款”到“杨支柱要饭”,杨支柱策划的一系列抗争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也许是担心划款后杨支柱会有过激反应,在划款之前,杨支柱所属的紫竹院街道主任、书记和居委会先后要找杨支柱谈话,学校管计生的干部和居委会主任也找过他。开始,杨支柱一律不见,后来他的律师朋友周泽出面,他才在居委会见了街道办的主任、书记。

据杨支柱说,这次见面的主题是劝说他“自愿履行”法院判决。

杨支柱很干脆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对方表示若杨能“自愿履行”,可帮助他免除部分滞纳金,杨对此十分不屑。他计算过,两年的滞纳金也不过一两万元,更何况只是免除一部分,他不可能为这点钱“低头”。

对方随即又提出为杨支柱解决工作问题。“我们看你特别会找毛病,我们想改善一下居委会的工作,你给我们当监督员,到我们街道上监督居委会,他们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你给我们指出来。他们不改正,你就向我们报告。”

“我不干,跟我学的民法专业没有关系。”

“你媳妇想不想工作?”

“当然想工作。”

“要不我们给她安排居委会的工作?”

“行啊,我媳妇原来在外企,下岗以前1个月1万。”

街道办主任、书记无语了。这样,杨支柱把对方给堵了回去。

在划款前一晚,海淀法院执行员、街道办书记、学校保卫处长、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官等几方组成的“强大”阵容,再次来到学院做最后的斡旋。主题仍然是劝说杨支柱“自愿履行”,并明确表示可考虑他的困难免除滞纳金和执行费。

杨支柱十分不解,为何要搞这种“劝说式自愿”?他回答:“账号已经被冻结了,法院要执行是法院的事,没必要经过我同意。”对方又一再解释说,不需要他出任何书面的东西证明“自愿履行”,划款的工作也不需要他签名。“那不就是强制执行吗?为什么说我自愿履行?也不用我签名,什么都不用!真的搞不懂!”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二三十分钟,后来还是那位警官向他挑明了内理。“他们就是要吃个定心丸,担心你又想出什么鬼点子吸引眼球甚至妨碍‘稳定’。”杨支柱恍然大悟,他也做了表态,对法院执行其财产“不上街,不上访,只上网”,法院执行员最终也同意只用“执行”、“划款”字样,不提“强制”或者“自愿”,滞纳金和执行费依然免除。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参加“劝说”的紫竹院街道工作人员。但在杨支柱向记者出示的由海淀区计生委在5月11日下发的《告知书》中,可看到下述文字:关于2010年9月2日对杨支柱、陈虹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一案作出的京海人口收字(2010)11号决定已得到执行,可持本告知书到女方户籍地派出所联系子女入户事宜。

5月初,划款完成后,法院把相关证明送到杨支柱家中,计生委也把办户口需要的《告知书》亲自送上门,甚至附送温馨提示:别把东西弄丢了,上户口的时候,法院的划款收据也得带上。如此的热情服务,让杨支柱有点哭笑不得:法院和计生委也开始上门服务了?

“我并没有赢,计生委也没有全赢,算妥协吧。”杨支柱说。

妥协之后

6月5日,杨支柱在微博上宣布回校上岗的消息后,大多数人表示理解或高兴。但质疑他“被招安”的声音也出现了:“是要堵住你的嘴吗?”、“招安了!恭喜啊!”

面对“招安说”,杨支柱表现得有些愤怒。他的逻辑是:自己既未落草,谈何招安?“我不过是被迫留职,现在重新起用。跟那个‘造反’完全不是一码事。海瑞罢了官再重新起用,不是招安。”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所谓支持者眼里,“斗士”必须斗争到一无所有、悲惨绝伦的地步才能满足他们?“白白被拿走了24万,还少了两年多工资,现在依然受歧视不让上课,一些自称曾经支持我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他们的‘失望’了。”

今年年初,超生事件出现转机后,包括妻子陈虹在内的家人就劝说杨支柱接受这个结果。“他们怕以后又出什么变故,都说把孩子户口给上了,就踏实了。”

2012年6月4日,杨支柱正式去学校报到。这一天,距离他被解职已经两年零两个月。

就杨支柱的重新上岗,记者就此先后致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宝国、人事处和法律系。法律系办公室一位女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杨支柱确实已经重新上班,是科研岗,现在还不能为学生讲课。

“重新上岗跟当初解聘一样据说都不是学校的意思,目的主要是堵塞我‘卖身交罚款’和‘要饭’的借口,或许还包含减少我批判计划生育的时间的意图,而我也乐得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杨支柱在微博中如此自述。

为其设立的科研岗,还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不准申报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研究课题。“我问我研究什么,上面有安排没有?(书记回答说)上面没有安排,就是不要你在外面流浪,要把你搞回来。第二是说你自己报课题不能报计划生育类的。”这个科研岗,比之前的教学岗位时间上更自由,而且“收入比之前要高”。

两年的漫长抗争似乎就此结束。杨支柱的代价,就是两年的不断折腾以及24万余元的罚款。他没觉得精神上有什么伤害,“因为生孩子之前也可能遇到这些事,再说没有很激烈的事端,(比如)把你抓起来关半个月。”

他也一再对外声明:不会因为有了工作就改变自己的观点或停止关注计划生育问题。不过,之前类似“卖身交罚款”或“要饭”这样的极端方式不会采用了,“已经搞过了,实在搞不出什么花样来了。”如果可能,他更原意采取游说人大代表、给官员寄些宣传材料等相对温和的方式。

杨支柱批判生育控制政策已经超过20年,在二女儿杨若楠出生以前,他已经写了三四十篇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被媒体称为“超生教授”之后,他便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其中。“我能把几乎任何话题,包括物权话题——譬如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等,都用不了几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转到人口和生育问题上来评论。”

他有些得意地声称:“我就像孙悟空一样,有一双识别计划生育这个‘妖怪’的火眼金睛,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象出现。”

这些日子,他开始整理自己批判生育控制的文稿,已定稿30万字,书名暂叫做《下岗副教授谈“人口问题与生育权”》,但他不知道是否能公开出版。

“妥协”之后,他的言辞依然犀利。在他刚写就的万字长文《我只是一个普及常识的常人》中,他回顾了自己这两年的经历并阐述了自己的人口和生育观。在其中,他驳斥了“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等论点,称“强制堕胎对妇女的侵犯远超强奸”。在微博上,他的观点与社会学家李银河的部分生育观针锋相对,引起了不少争议。

不过,在实践方面,他的态度变得明显有些悲观。他之前曾放言,计划生育政策两三年就能放开,自陈心境说“(我)并没有幻想打赢官司,只想拖一拖,万一拖黄(计生政策调整到普遍二胎)我就‘赚’了。”

但两三年已经过去,杨开始承认,“现在越来越不敢说这个话了。”

小女儿的户口解决了,杨支柱又开始担心大女儿杨若一上小学的问题。采访当天,正是若一去报名上学的前天,杨支柱有些担心,因为学校报名要求中有一项是需持《独生子女证》。说到可能遇见的麻烦,他扯着嗓子道:“不让我报名,我就去起诉他。”

不过次日,他就告诉记者,女儿并未由于缺少《独生子女证》而受到刁难,下个月,他们就可以到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了。

抗争的日子正在远去,他明显轻松了很多,甚至开始谈起有关幸福的话题。“我们家有两个孩子,父母孩子都在一起。在中国,我们算是幸福的家庭了。”

 
[责任编辑:PN008] 标签:超生 要饭 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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