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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病救治现状:医患比例高达1:840

2013年07月31日 08:22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赵晨熙

原标题:精神病救治难堪重负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与此相对的是,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编者按 

近日接连发生在北京、四川、深圳等地的多起精神病患者恶性伤人事件,在挑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精神病病人缘何频频犯事?精神病医院对病人的管理现状是怎么样的?   

本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发现精神病科医疗资源紧缺、专业人才流失严重,医护力量薄弱;精神科医生,高风险、高压力、低收入,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歧视。此外,患者从医院回到社区之后,社区的精神病防治工作也因种种原因难以开展。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精神疾病既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康复工作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各方的支持与配合。

我国现有重性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许多重性患者并不能得到及时医治。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在这个夏天,精神病患者成了令人“谈之色变”的群体。  

7月17日,一男子在北京朝阳区持刀行凶,导致包括一名外籍人士在内的两人死亡; 

7月22日,北京一家乐福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4名伤者中的一名女性伤者因抢救无效死亡;  

7月23日,四川宜宾一男子持刀攻击路人,致3人不同程度受伤;  

7月23日当天,广西东兴市,一名男子手持砍刀冲进当地计生局办公楼行凶,酿成2死4伤的惨案……   

短短几日,4起惨案,5死10伤,与以往不同,这次民众没有过多关注嫌疑人的姓名,他们更关心的是这几起案件的嫌疑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精神病患”。   

“为什么精神病人会频频犯事?难道没有人管吗?”接连发生的多起精神病患者恶性伤人事件,在挑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1:840  

“太恐怖了!”回想起最近发生的几起精神病人伤人杀人事件,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小区的刘宏深深地咽了口吐沫,“我现在出门都提心吊胆,生怕身边窜出个精神病人,难道真的有那么多精神病吗?” 

据卫生部的调查,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其中重性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郭红利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精神病的表现多种多样,攻击、伤害行为只是众多症状的一部分,基本集中在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约10%至20%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具有肇事肇祸倾向。  

对于重性精神病卫生部划分为6大类,即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严重精神发育迟滞,这其中人数最多也最危险的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疾病既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郭红利坦言,在最近几起案件发生前,各界对精神病人的状况并不十分关注,中国精神卫生发展也存在很大漏洞,医护力量薄弱,就是很大的一块短板。 

我国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万人,与此相对的是,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郭红利说,就北京而言,目前有重性精神病患者约6.3万人,而截至2012年北京共有精神疾病专业机构26所,编制床位9888张,全市精神卫生专业人员5915人,其中精神科专业医师1105人,“这是无法满足当前现状的”。   

相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相对发达的大城市,很多地方还面临着精神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等问题,比如河北省石家庄市拥有34所精神卫生机构,而廊坊市仅有一所精神卫生专科医院。  

“很多病人无法在当地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致使病情不断加重,这也是造成精神病人引发意外事件的原因之一。”郭红利说。   

医院并非随意进出   

相比令人堪忧的精神病医治整体现状,接连发生的精神病人恶性伤人事件更是让民众人人自危,不少人也将矛头对准了精神病院,刘宏就很不满:“难道精神病人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可以出院?医院不管吗?”  

“作为精神病医疗机构,患者出了问题,民众自然会觉得医院没有尽到责任。”面对质疑,郭红利表示理解。他说当前法律规定的自愿原则确实令精神病院的入院出院条件相较以前宽松了不少,但也并非可以“随意进出”,病人不论住院还是出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评估程序。 

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为了更好地保障患者的权益,防止“被精神病”等事件的发生,法律规定了精神疾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郭红利介绍,自愿住院是指病人在门诊就诊后,自愿提出住院申请,或是在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后表示同意,自愿住院不分病情,以病人自身意愿为准。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安定医院开设了可容纳50多人的“开放病房”,用来收治18岁至60岁自愿住院的轻中度精神障碍患者,患者在门诊确诊为轻中度精神疾病后,还需要经过病房医生进行评估,确认符合条件后,可以进入开放病房治疗。  

与自愿住院不同,对于“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患者,在其监护人或公安机关将病人带到医院后,依照法律规定,将由专业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对病人病情进行诊断评估,如果确诊为重性精神疾病,则必须实行强制住院治疗。  

“就像最近这几起案件的精神病人,在经过评估认定后,都必须强制住院医治。”郭红利说。  

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这种随时并不是随意,病人能否出院,还要视医生评估而定。”郭红利强调,患者是否适合出院,院方首先要查看近段时间以来病人每天的治疗情况,并会同主治医生、精神科专家和病区主任三级来共同进行病情风险评估。   

不同于一般疾病,精神疾病的治疗标准比较复杂,虽然针对每一病种也有具体参考标准,但更多还是要通过医生和病人交谈观察实际情况。   

“一般是采用对话的方式,看病人的言语神情是否正常,内心有无明显情绪波动、躁狂等异样情况,同时要结合近段时间的情况来综合分析。”郭红利说。 

如果经过评估后,医生发现患者还不适宜出院,医生会告知患者或其监护人理由,如果患方坚持出院,医生会在病历资料中详细地记录告知过程,并提出出院后的医学建议,患者或其监护人要签字确认。  

“对于已经发生伤害他人而被强制住院治疗的患者,则必须经由医院评估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院方才会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郭红利告诉记者,不论是自愿住院还是非自愿住院,只要病人出院,医院都必须对其进行病情评估。  

“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平均一个半月就可达到出院标准,治疗费大概1万多元,家属也都希望病人稳定了再出来。”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郭红利很少遇到患者还未康复就要求提前出院的情况,反之有一些已符合出院标准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家属以无力监护或担心隐患等为由不愿接走,而被滞留在医院。像安定医院就有近100名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已经被迫留在医院多年。   

郭红利坦言,这种现象会占用原本就不充足的医疗资源,而目前法律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和救济程序,他希望能尽快细化相关法律,来解决这部分患者的实际问题。  

社区人手也不够  

“与在医院接受治疗相比,精神病患者更多时间是生活在社区和家庭之中,因此对接受治疗出院后病人的后续疾病监测异常重要。”郭红利介绍,1989年7月5日北京市便成立了市级精神疾病防治机构——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开始对北京各社区精神疾病患者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为重性精神病患者建档立卡,现在已基本健全了三级精神病防治网。 

所谓三级防治网,是指从市级防治机构到各区、县一级再到各街道,层层记录、层层管理的信息网络。郭红利指出,目前北京市16个区县都已建立了精神卫生保健所(院),对本辖区内的精神病人进行管理。  

“当前对重性精神病人的信息系统记录其实已比较完善。”北京市东城区精神卫生保健院精神社区科科长王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依照2011年3月实施的《北京公布重性精神疾病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在对重性精神疾病确诊后,要在5个工作日内将患者的具体信息,包括个人信息、病情和所居住社区等发布到北京市精神卫生信息系统上;在病人出院后7个工作日内,医院会将病人的住院信息、病情、已回到哪个社区等内容录到信息系统上,患者所在社区的精神卫生防治部门就会组织精防医生去患者家中进行访视。  

在王涛看来,通过精神卫生信息系统,各区精防部门都可以很全面地掌握本辖区内病患的情况,但在实际对患者的探访管理中,却存在不少问题。  

对每个从医院回到社区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辖区内的精防医生都要定期探访,通过观察他们的神情举止作出危险性评估记录在案,并指导病人吃药、复查,降低患者的复发率,但王涛坦言,实际探访中经常遭遇家属不配合的情况。 

“精神病人家属大多很敏感,不愿透露信息,我们上门探访他们会反问我们从哪里得到的信息,探访有什么用,有时即便我们讲明了探访的重要性,家属也不配合。”王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办法,只得先记下“病人拒访”,过段时间再去。   

即使探访中发现较为危险的患者,有时也很难办。王涛介绍,精神病人危险评估分0-5级,0级属基本正常,1、2级是出现喊叫、可劝导的打砸等行为;3至5级则是出现自伤或伤人等危险行为。对0级病人最少3个月探访一次,1、2级会根据情况相应提高次数,而超过3级,一般就应入院治疗。   

“我们评估病人超过3级,就会建议入院治疗,但家属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王涛指出,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自愿原则,社区精防医生无权要求患者强制入院治疗,公安机关也只能在出现伤害肇事后,才可强制其住院。因此只能不断向家属讲明利害关系并提出建议,对病情严重的联系辖区的公安机关和居委会共同关注。   

“每个辖区基本都有这类患者,让医生每天一一盯着也不太现实。”王涛指出,目前社区精防医生人手紧缺,如东城区17个街道,5000多名重性精神病患者,每个街道仅二十二三名精防医生,一个医生少的要管100多人,多的要管三四百人,根本管不过来。  

精神病犯案突发性很强,有的病人可能昨天探访还很好,今天受到刺激忽然就发病肇事了,对于精神病人的危险行为,王涛坦言防不胜防,“需要各界都给予足够的支持和关注”。  

免费领药范围有限 

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王涛有个切身的体会,当前我国在精神病患者后续康复方面极度欠缺,没有形成“医院治疗——社区康复——社会”的完整链条。   

“社区精防工作不应只是了解辖区精神病人的情况,并提防控制他们不惹事而已,应该从病人出院后,就通过一系列社区的康复活动,让他们逐步改善病情并最终回归社会,这才是对精神病患者最有效的保障保护措施,但目前我们几乎没有。”王涛说。 

当前社区除了对精神病人进行摸底探访外,定期开展的活动多限于对家属宣传用药知识等内容,对患者自身人际交往、职业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几乎很少涉及。王涛坦言,像残联温馨家园之类的康复站,也因害怕精神病人突发惹事等原因而很少接收精神病人。   

“没有精神病人真正的康复机构,他们学不到技能,也就无法真正融入社会。”王涛对此很无奈,目前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就业率只有15%左右,大量患者终日无所事事,也增加了出现突发事件的隐患,造成恶性循环。  

针对精神病人中途康复结构缺失的情况,北京市卫生局近日透露,拟在今年内出台精神病人康复管理方案,同时本市精神卫生工作重心将逐渐向健全精神疾病护理康复体系转移。市卫生局副局长郭积勇表示,今年下半年,拟启动精神病残疾人居家与社区康复试点,西城、海淀、朝阳、房山、昌平五个区建立首批试点,自7月起,1500名稳定期精神病残疾人可通过报名、筛选参与其中,通过参与专业人员的居家康复指导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提供的社区康复活动,让患者逐步训练就业、社会交往等能力。  

“不光北京,全国都要尽快建立精神病人社区康复机构,这也是政府职责所在。”郭红利提出精神卫生法中已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建立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机构,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加强精神病人的治疗康复管理最重要的是加大投入。”王涛称,目前不少地区都在实行免费服药政策,但范围很有限,比如北京仅限于各社区享受低保的重性精神病人;有的省获得基本药物免费治疗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尚不足1%。  

“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免费收治是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我们也应加大投入。”王涛建议,凡是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最好都能免费领药,同时重性精神病人看病可以在医保报销的础上再给予额外补助,并逐步扩大药品报销范围,“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既有助于让更多的精神病人得到救治,也可以让病人家属逐渐转变观念、重拾信心,并与医院、社区形成良好的合力配合。” 

监护人责任不容忽视  

“加强精神病人的管理不是一两个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卫生法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除了要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不断完善社区管理康复外,家庭监护人的责任更不能被忽视。  

卓小勤指出,与医院和社区精防机构相比,监护人与患者长期生活在一起,负责患者日常的照顾管理,也更容易及时发现患者病情的变化,因此责任尤为重大,“精神卫生法中规定的自愿住院原则,更是强化了病人在出院后监护人的职责”。 

然而实际中,很多肇事肇祸事件却都是由于监护人疏于管理导致。浙江省温州市康宁司法鉴定所所长李方敏就向媒体透露,在近两年该所所作的285例精神病鉴定中,有183例都是由于监护人监护不力甚至不监护导致精神病人发病肇事的。  

“民法通则和精神卫生法都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职责做了明确要求,包括严加看管、按时服药、及时治疗等。”卓小勤分析指出,法律规定已比较详细,当务之急应是加快宣传精神卫生法,让监护人明确自身职责,同时对那些已经失去监护人的精神病人,居委会、单位等也要承担起管理职责。   

根据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其监护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不少民众认为这种处罚过轻,常常令监护人疏于管理监护,应加大处罚力度,增强监护人的责任心。 

“即使加大惩处力度也只是事后措施,更重要的应是通过完善的政策设置,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此类事件越来越少,防患于未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卓小勤说。

[责任编辑:PN043] 标签:精神病病人 精神病人 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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