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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脸谱:律己于先 在家做饭招待老友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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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非典”疫区的“救火队长”

2002年,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王岐山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黄江南对此颇有感触,“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般来说都要追求GDP,追求业绩,追求产值。他呢,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是从海南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任的时候业绩不那么辉煌。”

“这就是一个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朱宗涵医生,被紧急任命为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王岐山出任代市长后,朱宗涵接到了让他去市委开会的通知。会上,王岐山和众人讨论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刘淇和王岐山都强调,必须把病人死亡率尽快降下来,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没有危言耸听。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与WHO的合作中,中国的官员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原本是WHO媒体组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请了国外的专业培训机构,对“非典”指挥部的媒体工作进行培训。此类培训在中国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2008年王岐山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实习生林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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