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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前政要赴华抢当“开门人”

2012年06月06日 09:14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寇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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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越来越多的西方前政要借多年积累的影响力和人脉,退休后选择来到中国淘金。他们有的把中国当做生意中的一站,有的定居于此长期经营。他们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也成为对外经贸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深受中国人喜欢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退位后每年都来华三到四次,帮德国公司牵线搭桥,争取到与中国合作的各种机会。而类似的政要作为“说客”,平均一次可获得1万~5万欧元的酬金。

日前,德国《世界报》在名为《前官员担任高薪“开门人”》的文章中描述了该现象:不少德国前任官员不需要辛苦工作,仅靠“关系”就能为德国企业开展中国业务打开大门。而除了这些政要,许多经济界的元老也纷纷来中国当起“开门人”。这些以人际关系建立在华业务的做法引起了争议。有网民称,这样做使得“无辜”的公司为此多付出金钱。

事实上,不止德国,越来越多的西方前政要借多年积累的影响力和人脉,退休后选择来到中国淘金。他们有的把中国当做生意中的一站,有的定居于此长期经营。他们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也成为对外经贸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贡献之余,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收益。

“他掌握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关系”

2002年5月23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受深圳京基房地产公司及《商业周刊》的邀请到深圳停留了4个小时,发表了30分钟的主题演讲——《WTO与中国经济》,然后携25万美元的出场费扬长而去。

民营企业邀请美国前总统来走穴,这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事实证明效果显著,酒店门口被记者和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持续了多日。这一模式迅速被市场复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前外国领导人也接踵而至,价格也水涨船高。

2007年11月,刚卸任不久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东莞作了20分钟的演讲,总共行程三小时,报酬达50万美元。按演讲时间算每分钟2.5万美元,远高于他在其他国家的9000美元均价,这位身价最高的前领导人在中国拿下了他的纪录。和其在任时的26.85万欧元年薪相比,一次演讲就已足矣。

布莱尔在首相任上只有两次到访中国,卸任后已经来访十余次。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向《凤凰周刊》介绍称,这种模式来自美国,中国只能算是一个翻版。“这种在中国的演讲热并不特殊,也许中国人给的钱更多,但事实上,他们在哪儿都会要价很高。”

当然这些前领导人的淘金方式并不限于演讲,他们大多建立自己的咨询公司,并担任多个投资机构的董事或顾问,帮助外国企业打开中国市场牵线搭桥。

2010年,布莱尔加入著名的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公司——科斯拉风险投资公司,任高级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时评论称,“他既不懂金融又不会技术,这位前世界领导人的专业是政策,他掌握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关系”,“他对政治气候的了解能保证科斯拉在正确的时机进入特定的市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另一种前政要并非国家头号领导人,但在与中国频繁的外事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亦被中国当做座上宾接待。

作为两届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在外交工作中和多国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直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基辛格已经访华70多次,每次都能得到时任高层领导人的会见。2011年他到重庆参加中华红歌会时,重庆方面第一次推出设备精良、重装上阵的国宾护卫队迎接。

早在1982年,基辛格就成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向委托人提供对世界各地可能想做生意的地区的重大战略看法。时至今日,基辛格咨询公司业务兴隆,但收费奇高,其中很多生意对象是中国。许多跨国公司都想和中国做生意,基辛格要价也不手软:如果要他亲自打电话给北京,收费3万至5万美元;如果要他亲自飞往北京一趟,除需提供私人飞机之外,另收费10万美元以上。

据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在中铝收购力拓失败及胡士泰案之后,力拓为修复与中国关系,聘请基辛格出任中国事务顾问。在基辛格的帮助下,力拓“确保获得”了一个与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谈的机会,用以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帮助企业找到对的中方负责人”

上述前政要虽然青睐中国,但中国充其量是他们生意中的一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主要依靠与中国高层领导的关系。相比之下,前驻华大使们更愿意扎根于此,“贩卖”的亦是对中国政经和文化的深入了解。

2011年8月4日,芮捷锐卸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职位的前一天,澳大利亚排名第五的阔思律师事务所就宣布芮捷锐将出任其中国业务部主席。随后不久,芮捷锐又陆续兼任多家澳大利亚跨国企业的董事或顾问,这些企业的中国业务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他担任独立董事的澳第三大铁矿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向中国供应。

“托尼·布莱尔、亨利·基辛格,他们接触的级别我从未接触过,我也不会装作能接触。我认为和高层人士保持好的关系非常重要,但这不是唯一的捷径。只和一个领导见面,也不意味所有的事都能解决。”芮捷锐说。

作为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接触的中国官员多为部级和司局级。不过,已在中国安家的芮捷锐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去过很多二、三线城市,这也让他深谙中国的经商之道。

在芮捷锐看来,对外国企业来说,中国最特别的地方是政府和生意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国有企业,很多职位是要看党内职位的高低。“这也是我要做的最特别的工作:向澳大利亚企业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并帮助他们找到对的负责人去谈。”

不过,据《世界报》报道,许多德国前政要不愿意过多谈论与中国的“业务”,这或许是因为许多政要参与的中国业务容易陷入法律“泥潭”。“目前很多中国业务相对敏感,比如环保技术。”但是该报也预测,随着德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持续看好,未来这些前政要们将会更频繁地拜访中国。

分清公权力和生意的界限

无论是前政客还是前技术官僚,从商本身并无问题。供职于澳大利亚投资战略咨询机构澳通资本顾问的华人分析师李虹蔚告诉记者,在英、澳这种威斯敏斯特体系的结构中,各部长同时也是议员,属职业政客,他们从商的相对还少一些。而美国的部长很多是被政府雇用的技术官僚,本来就来自于企业,离任后重新回去从商也无可厚非。

但如何把握公权力和生意的界限,避免在任上参与和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则不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2005年施罗德卸任德国总理不久,就出任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旗下的北欧天然气管道公司董事长一职,负责铺设连接德国和俄罗斯的海底石油气管道。而这一合作协议正是三个月前由施罗德在总理任上批准的。

这份工作引起了极大的舆论争议,这让人联想到利用工作之便营私舞弊,让人怀疑他对项目的热情是出于私人目的。

去年英国《每日电讯报》也爆料称,2008年布莱尔曾以中东和平特使的身份赴利比亚会见卡扎菲,但这次拜访与中东和平进程并无多大关系,他的真实目的是为摩根大通游说银行交易。据信,这家美国投行每年付给布莱尔高达200万英镑的顾问费。

“如果能够把握好分寸,前西方政客和官员的来华经营会让外交和商业互相借力,起到相当的积极作用。退休外交官多参与商业活动,利用他的经验、智慧、人脉,不仅能给跨国公司带来利益,也可以增进两国在公共外交上的友好联系。”《公共外交季刊》副主编柯银斌如是评价。

芮捷锐经常推荐澳大利亚企业把目光投向有更多机会、更渴望投资的中国二、三线地区,他说自己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向澳洲人介绍中国。“这本是中国人的外交使命,他却已经替中国人做了。”柯银斌说。

 
[责任编辑:PN008] 标签:开门人 政要 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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