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频

法国警察关于“正常程序”的辩解，和中国家长及“专家”对“救孩子”的自信，在权利麻木的表象背后，其实都有文化和制度的支持，而后者才是最难克服的。

据新华社报道，一个法国地方警局近日遭到了本国媒体的质疑，因为它对一名曾在学校与同学打架的8岁男孩进行了讯问。警局解释说对方家长投诉到了警局，讯问是正常程序，然而媒体和家长仍然批评这种做法“会对儿童的心理造成严重影响”。

这桩不算太大的新闻事件再次显示出，为了充分维护儿童权利，需要对成年人和公共机构在儿童问题的权力范围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重要的是，即使儿童有错，成人社会也不能对其采用具有身心伤害性的措施。这并不新鲜，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早就提出了所谓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由此联想到日前曾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的山东临沂“网瘾戒治中心”，该中心在家长的授权下对“网瘾”少年施以精神病式的强制治疗，包括以电流刺激脑部。虽有媒体介入，至今尚未见到相关部门的说法。

然而，对儿童权利的思考和主张并不是仅标示权利那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儿童权利还是其他人权，得不到充分保护的原因，除了权利的宣示和告知不足外，更复杂而实际的障碍还在于，文化和制度往往限制了在具体情境中的权利辨识和贯彻，特别是当这种贯彻需要权力者自省自制的时候。法国警察关于“正常程序”的辩解，和中国家长及“专家”对“救孩子”的自信，在权利麻木的表象背后，其实都有文化和制度的支持，而后者才是最难克服的。

恐怕没有谁会否认其他人包括儿童的人权，然而侵权的行为却在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情境中发生着，为此，除了建立关于权利的共识之外，还需要针对具体情境的剖析和辩论，这或许在中国更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国家，观念误区的包袱似乎特别沉重，而家庭和公共利益对个人的凌驾往往理直气壮，共识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辩论逐步形成。

在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权利拥有者自己的声音，那名法国男孩的家长成了他的代言人，而在“电击治网瘾”事件中，接受“治疗”的少年们的讲述就是最有力的谴责，当然，要承认这谴责的力量，首先还是得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权利拥有者。

□吕频(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