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沈阳

是什么阻碍了方言热？是经济地位，还是“推普”？

方言的魅力，其实也容易被外界因素所遮蔽，小沈阳、郭德纲的语言接近普通话，全国能懂，而黄子华、周立波的红火，则被认为是有外部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湖北评书艺人何祚欢眼中，方言的好不好听，方言曲艺在全国的影响力如何，是和当地经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位在湖北拥有极高知名度的说书人，被当地媒体称之为“话家”、“活着欢”，他现在已经极少登台了，只是偶尔去位于武昌的一家火锅店耍一耍，场子不大，观众也不多，但何祚欢认为，在那里演，面对的观众是真正喜欢曲艺的“交流很真诚”。

在武汉这座曾经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的城市，即使在80年代，也是在全国经济排位极其靠前。“武汉话的调，跟武汉的经济地位有关。”何祚欢认为，80年代之后，很多人就开始不知道武汉话了，为什么会这样？主要还是武汉的经济地位在那个时期开始衰退。

“京剧里，有一个叫前期的‘老生三鼎甲’，里面有个余三胜，湖北罗田人，比他稍微晚一点的谭鑫培，是湖北武昌人，还有米喜子，米应先，湖北崇阳人。当时他们唱得很有名气，凡是唱京剧的，都得学他们的腔调，这样才有了湖广韵在全国的流行，包括豫剧，也用湖广韵的腔。武汉话的影响跟它的经济地位绝对分不开，一直到80年代，武汉还是经济重镇，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

“经济发展的情况，决定了这个方言的是强是弱，以弱势方言为表达方式的曲艺很难出来。”钱乃荣说。

钱乃荣最羡慕的还是粤语的生存环境。“从大方言的生存环境来看，北方方言的生存环境最好，其次粤语的生存环境也很稳定。但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后，吴语方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在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播出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不演出方言话剧，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

地处岭南的广东，粤语的强势地位确实相当明显，但是，广东人只能“消费”黄子华、张达明这样的香港栋笃笑明星，本地并没有出现能和上海的周立波进行呼应的人物。实际上，粤语曲艺也有一段“非常时期”。

自1956年2 月6 日以后，国务院签发了《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广普通话在全国强势推进后，“地方曲艺和戏剧的影响失去了方言的载体，丧失它的魅力，当时，粤剧、潮剧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到了影响。”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詹伯慧的方言研究，甚至也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全国都在推普，研究方言还有什么用？”詹伯慧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受到波及最大的，当属方言话剧。

“50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粤语话剧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面临被压制、被撤销的厄运。”广东话剧团粤语队实际上共遭到四次撤队的命令，被称之为“楷叔”的广州讲古名家的张悦楷，在和林兆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感到现实的荒谬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要撤销粤语队？很简单，前三次的撤销，据说理由是:“全国要实行汉语规范化，要推广普通话。’”而第四次的理由，是“莫名其妙”的闹宗派。

在那段时期，粤语队也经常遭遇不平等待遇。“1975年，要粤语队搞一个揪‘走资派’的《风雷激》，安排在省调演期间演出。但有些人事前已定下策略，如果演出效果好，则交由普通话队或省粤剧团改成粤剧上京参加调演。这是要让粤语队来当别人的垫脚石。每当有什么下乡支农、参加四清、社教等等任务，粤语演员队便要作为‘全团代表’一次又一次地下乡。但遇到普通话队要参加省或全国戏剧调演，粤语队便要停演让路。”楷叔为之感叹不已。

粤语话剧的命运，在“文革”结束后得到了扭转，但是，已经将剧团和观众割裂开了的市场，需要花不少时间和长久耐心重新培育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