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快乐女声”十进七的比赛在下半夜结束，曾轶可令人略感意外地被淘汰。在告别舞台之际，这个“话题女生”还为观众留下了若干谈资，比如她的现场表态两次被插播广告覆盖，比如她与潘辰的拥吻以及评委们的动情告白，再比如，粉丝朱颖贤一句“只要可可快乐，我真的宁愿汶川再地震一次”让舆论哗然。

无论如何，这个女孩的“绵羊音”搅动了2009的春夏，“快女”再次抢走了所有选秀节目的风光。 一直有人怀疑，曾轶可一路进入“快女”全国十强，背后必然有商业摆布，是典型的炒作。我倒觉得，“炒作”本身应该是一个中性词，除了有损公平原则，它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危害性。

换一个角度想想，假如没有曾轶可这个沸沸扬扬的话题人物，“快女”大概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对抗不公正的游戏规则。谁都清楚，除了将其推向深夜时段，广电总局还不断为“快女”添加着镣铐。在此境遇下，“快女”居然又聚集了足够多的围观群众，很是了得。

我在“快女”舞台上看曾轶可的演出，既没有激动得泪流满面，也没有义愤得青筋暴跳。她的歌写的很有特点，情感表达真实而纯净(好音乐断断不是可以策划出来的)，唱功平平，但也没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就是我个人的观感。 无论如何，她的出现丰富了这个舞台，也丰富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曾轶可提供的争议话题，其实非常具有社会价值。对于演唱而言，技巧的展示和自我的表达哪个更重要?推而广之，这样的思考与辩论显然不应局限于音乐本身。让人欣慰的是，居然有那么多曾轶可的支持者，足见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审美理念正变得多元起来。

现在，“绵羊天使”离开了。套用当下的一句网络流行语，一定是有人喊曾轶可回家吃饭了。那么，这个人是谁?数目可观的反对者?突然“反悔”的评委?还是完成了商业策划的幕后推手?

我总感觉，喊曾轶可回家吃饭的，可能另有其人。假如他是对“快女”不断追加限令的有关部门，你不要感到意外，这推测至少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符合有关部门一贯的思维。

曾轶可的争议性，让“快女”在深夜依旧可以放光彩，这让某些人不爽;更重要的是，在有关部门看来，巨大的社会争议本身就是洪水猛兽，必须加以控制。 除了有关部门，也不乏一些杞人忧天之士站出来表示，类似曾轶可这样的争议人物，将使我们的社会失去审美判断的基本标准。 很遗憾，我并不认为他们所谓的标准就是唯一的，不容质疑的。

争议、喧嚣都没什么可怕的，真正让人忧虑的，恰是对多元价值观的表达的限制。《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曾发出警告，建构一个同质性的实体社会，切割掉所有差异和不可化约的价值，谋求“一元论的社会观”，这是相当危险的，它可能指向的是一个极权社会。

社会的宽容、理性不可能在单一价值体系内实现，相反，它必然要生成于一个价值观多元、表达自由的环境。 只不过，多数中国人还没有理性表达个人价值评判的习惯，观点交锋往往升级为人身攻击。这并非争议话题本身出了问题，也不能因此否定争议的意义。

从李宇春到曾轶可，湖南卫视的这档选秀节目一直为我们贡献着极具热度的争议性话题，其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大大超过了小女生们的歌喉本身。 期待着下一届“快女”继续奉献话题人物，以及让某些人坐立不安的喧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