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的工作吗？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by accident（偶然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40年代，我们当年读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大学，最难考的！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历史的、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

三联生活周刊:您中间还改学过建筑？

唐德刚:Yeah!我们那时是国民党拿钱出来的，国民党一垮，我们没人管了。

既不能回去，我就想学建筑改行。我学了一年多的建筑，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替教授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说起口述史来，咱们一晚上也说不完。“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开创的。他采访各国难民，包括一些欧洲革命后流亡到美国的贵族。那时美国对战后很多国家都很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都有这笔基金。国民党垮台后，这笔钱花不出去了，国民党申请的他们也不给，但他可以研究国民党。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现在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唐德刚:这个说来话长。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是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了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他出生于安徽，但他讲的是上海话。他常常告诉他太太一些事情，不好让我听到，用徽州话和他太太讲，我也听不懂。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读了三年书，桂系军阀，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是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