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昨日报道，山东新泰市多名欲进京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想要上访，“精神病”帽子一戴，好办了，关起来，强制治疗。从报道看，说你病是无须鉴定的，但政府手上有鉴定书；强制治疗，是无须家属同意甚至无须通知家人的；想要放出来，写下不上访的保证就好。

“上访是精神病”，我看很有治理“智慧”。上面说了，处理不好上访就要追责，下面可不就把问题给处理好了么。派了精神病了，强制治疗了，你说这是“打击越级上访”，他说这是实行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原来也是可以成为一种治理手段的，但名义上看，很光明啊，这就是治理智慧。

越级上访，说你精神病，大概也说得过去啊。“臆症型精神病”，这个名字派得好。越级上访，有什么作用吗？没有，不过是给地方添些麻烦。对你没用，对地方不利的事情，你还要做，不是病是什么？对你没用的事情你要觉得有用，不是臆症是什么？你觉得问题在下面解决不了，直接去找上面，这是权利，但以为直接找到上面去就有用，你觉得这是信任，绝望中的希望，事实却是臆症的表现。这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虽有越级上访的权利，但不该行使的，如果你正常，就应该明白越级上访也是无用的。

给政府惹麻烦就是精神病，这种搞法我并非没有听说过。以前就听说有人这样搞过。近年听说我们周围也有，但我没有得到真确的材料，现在终于可以明白地说，把精神病诊断和治疗系统性地纳入治理手段，在我们身边确在发生。这不仅有《新京报》的报道为证，还有《法制与新闻》杂志今年第11期的报道为证:河南南阳退伍军人呼吁保护南水北调源头被强送精神病院。

将正常人送往精神病院，使人不能不发梅德维杰夫式的天问:“谁是疯子？”这个疯狂的“精神病”通道，显示了医学、医疗、医生对原则的背弃，无论自愿还是无可奈何，都是医学、医疗、医生的耻辱。它将“人道主义”变成了治理的手段，使人道主义蒙受耻辱。最后，强制手段的使用在找不到任何理由的时候，拿出“精神病”这个帽子来，既显示了权力的狂谬，也显示了权力的怯懦。权力通过给人加戴“精神病”帽子而径行强制手段，表明它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只需要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自愿或被迫的“配合”。为了达到目的，权力所采取的手段已经到了不顾任何羞耻的程度。

权力的张狂在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中，体现得明目张胆。这样做是有利的，有利的事情是不必有什么原则的。人的权利、专业尊严、权力合法性、人道与非人道的界限，这些都是原则，有什么紧要呢？权利可以损害，医学可以为恶，权力无须讲合法性，人道与非人道可以融通，只要有利于解决一个小麻烦，所有定义都可以改写。“精神病学”变成了一个治理类型，这岂不是治理智慧的体现？

（作者为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