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几点里面有一个问题，媒体应当加强修养，你怎么能从众多议案里面发现一个有价值的，或者从一个冷的议案里面发现它热点？

白岩松:

你的镜头，你的笔，你的眼神去寻找什么，我觉得当我们的视线转移了之后就会有所改变。另外一点，的确跑“两会”的记者必须特深地学习，因为中国太大了，事情太多了。如果我们去采访明星的的话，相对来说容易，第一个明星表达很好。第二个，读者、观众、听众关注度很高，一看明星在说。第三个，他们说的东西很容易懂，如果他要像李云龙这样说完情况之后，记者还要大量地查资料，才意识到云南广西等等这么严重，这就需要我们采访的记者非常深入地去学习。我觉得改变一下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慢慢，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但是慢慢，刚才我说的这几点，包括之前我们来自基层代表的声音更大，这个局面就会改变，我们需要更加准确地来自基层的声音，因为“两会”不能当成仅仅是参政议政，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也许要提出来，它还带有某种预警和未雨绸缪的因素在里头，让中国这列战车，或者说是这列轮船，始终行驶在更加安全的航线上。

主持人:

在“两会”期间，明星委员和代表的身影从来不乏媒体的关注，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如何能够让来自基层的代表和委员，他们的声音更多地脱颖而出，他们的意见能够成为更广泛的建议，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解说: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始之前，一个一个知名委员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

为了冲出包围圈，刘翔不得以展现了一把冠军风采，几步大跑就把记者们甩在身后。而那些不善跑步的委员们则只好边回答提问，边慢慢突破相机和话筒构成的包围圈。对此，有评论建议媒体把这样的热情分一点给来自李云龙这样的基层的代表委员。给他们多一些露脸和发声的机会，他们的提案议案或许没有那么宏大，但他们的行囊里却也装着实实在在的民生。

李为勇(砚山县长岭街村村民):

李代表你好，我们长岭街村旱情依然很严重，原来我们还能打出点水，现在一点水都打不出来了。党委、政府、部队都在送水给我们，平均我们每人都能得到20公斤水，只能保证我们人的生存。

记者:

李为勇，现在你们选出的人大代表正在北京开“两会”，你什么有希望和要求，你给他提出来。

李为勇:

我们这里的小春已经没有收成了，希望上级领导部门扶持我们一点薄膜，以便挽回大春的一点收成。

解说:

像李云龙这样的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还有很多，他们的提案议案也来自他们长期工作和关注的领域。

王洪军，中国一汽集团公司轿车一厂的工人。近几年他注意到企业每来一批新人，都需要派专人手把手地教他们实际操作，要经过相当长的培训他们才能进入工作岗位。

朱涛(一汽集团工人):

我们学校当时给我们培训，汽车发动机的时候和汽车车身结构的时候，看构造的时候，我们用的还是八十年代的“老解放”，我们所看到的和掌握的东西，跟现在有点脱节。

解说:

王洪军发现，职业培训与实际应用脱节是全国职业培训普遍面临的问题。

王洪军(全国人大代表、一汽集团工人):

今年“两会”当中，我想提的建议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些职业技术学校，培训出来的学生，能完全跟企业需要的岗位人才相匹配。

解说:

胡小燕，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两年来，她的履职之路并不平坦。最初她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后来无法应付每天几千个电话，不得不关机。最初她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后来选择能帮得帮，再到今天感慨有些干着急，这位农民工代表遇到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们都期待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胡小燕(全国人大代表):

肯定希望就是，(农民工)代表再多一点更好，为这个群体就更多的人去说话。

主持人:

如果农民工的代表多一些的话，胡小燕不可能就忙得关机了，每天应付几千个电话，怎么才能使来自基层的代表多一点？

白岩松:

我觉得胡小燕首先有一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了，她在解决自己的困扰的时候，她希望农民工的代表更多一点，这样我们的声音就更大一点，非常准确。但是她前面有一个困惑，其实这个困惑也可能是一个理解有误，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很难去把身边看到的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这不是全国人大代表能够办到的事情。就像你我当记者，刚当记者的时候，接到了很多观众来信，义愤填膺，也想一个一个解决，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一天240个小时咱节目都播不过来，后来就发现要透过典型性的事件，通过报道，通过社会机制的改变，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改变，人大代表一样，他要带着相关具体的建议到“两会”上来，把相关的东西变成一种机制，变成法律，使普遍的人受益。

回到胡小燕的身上，您没觉得这几年我们在说好，农民工也有他自己的代表了，但谁都知道一个数字，全国的农民工有两亿人左右，在全国的人大里才有这么几个相关的代表，这个比例太低了。在1953年的时候，咱们当时选举法的时候，农村人口跟城市人口出代表的比例是多少，8:1，非常悬殊。也就是说，举例，城市里头一百个人里头能出一个代表，农村得八百个人才出一个。一到人大会上的时候，声音的重量，城市人少，但是代表反而多，农村人多，代表反而少。到了1995年的时候改了，变成4:1，今年很重要，因为即将要审议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可能将通向1:1。也就是说13亿人口都是不分城乡，准确地按照人口比例来分。

任何一个代表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国家代表这个字有两个含义，第一个代表的含义就是要人人平等，这个1:1就很重要了，打破城乡界限。第二个地区平等，你不能说上海代表多，贵州人就少，将来这方面平等也要追求。第三个是少数民族等等，我觉得这几个平等都要追求。

主持人:

怎么能够让来自基层的代表更多一些，这个问题我们给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磊教授，他同时也是中国宪法学会的常务理事，王教授您好。

王磊(中国宪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您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

您曾经参加过《选举法》修正案的讨论，在这个讨论过程中，您觉得怎么能够让来自基层的代表更多一些出现在“两会”上？

王磊:

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人大代表都是由政党、社会团体，还有选民或者选举单位进行选举产生的，我们在讨论《选举法》修改草案的过程当中，有一条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有这么一句话，“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这个就是要求，如果这个将来被通过的话，就会在实践当中要求代表的广泛性方面就有更多地体现。就会有更多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这样子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出现在各级人大里面。

主持人:

这是否意味着一旦《选举法》修正案以后通过了，在未来“两会”上就会越来越多，逐年出现更多地来自基层的代表的身影？

王磊:

肯定的，比原来要多。当然这里，现在目前草案写的是有适当数量，当然肯定比以前要增加。

主持人: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刚才岩松也提到了，数量多了以后，质量怎么提高？因为有些人担心，比如说让更多的基层代表进入到“两会”之后，他们能不能有能力，有语言，有教育水准等等，支撑他们去参政议政。

王磊: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选举法》修改草案的时候也讨论到这个问题，我们当讨论的时候，大家一个共识，不能以这个代表候选人，或者这个代表，他是不是在基层工作，完全以这个来看问题。因为基层工作这些公民，应该说数量是庞大的，我们在这里面挑也是挑那些高素质，具有先进性或者代表性，工作能力强这样的一些公民把他选出来，从基层当中选拔出来，把他们选拔出来以后，他们对基层的问题的了解，应当说是最直接、最真实、最直观的，也是最鲜活的，所以把这些基层的情况，以及基层很多广大民众的智慧，能够带到各级人大代表的机关里面，所以说我想这是在选拔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基层，但是并不是说，还有一个选优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

谢谢王教授。岩松再来说说关于代表的质量。

白岩松:

我一点点都不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民主的过程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程序正义，程序民主。当我们的《选举法》已经开始发生了修改，假如通过了之后的时候，我们首先提供了这样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在我们未来的人大代表选举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强调差额选举，包括这种竞争性变得更加强。

那好了，代表身上两个代表性就都出来，一个是你代表谁，第二个你能不能代表我，因为你是被选出来的。选民投上这一票的时候，也会看你能不能代表我，那就要考量你的素养、口才各方面的东西，因此我觉得是程序当民主和更加正义和更加合理之后，会倒着逼出来我们将来的代表和委员们的素质会更高。当然政协委员是界别这种推荐等等，但是将来我觉得也会考虑这个因素，所以我一点点都不担心，不信咱们看，去运行当中，把权力交给老百姓，交给他将来在选代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考虑他能不能代表我，他就会去关注口才等等的东西，请相信我们将来来自基层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