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裂痕
2009年11月05日 20:47中国广播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德国大选到来之际,人们发现,虽然柏林墙已经倒塌20年,但德东和德西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本国人和移民之间的矛盾也可能给这个繁荣国家造成巨大伤害。

墓地通常意味着终结。但是1961年12月,沃尔特·尼班克却在东柏林的Pankow墓地获得了新生。当她一个一个地仔细审视那些墓碑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刚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但事实上她的丈夫还活着。他住在西柏林,两人被迫分别四个月了。现在她正在寻找一个隐蔽的地道,好过去与他团聚。他们婚后不久,这个公墓就被一道煤渣砖砌成的墙分成两半。它是一个长约160公里的防御工事的一部分,最后将变成真正的钢筋混凝土围墙,由狙击兵巡逻的死亡地带。其建筑者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是柏林人只简单地叫它dieM auer(意为“墙”)。它存在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囚禁。

当尼班克走到一个尚未封口的墓地附近时,地下传来一个声音“跳”,她照做了,然后就一路手忙脚乱地顺着地道,走向在西柏林等她的丈夫。现在提起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时的情形,她依然会因为惊恐和愤怒喘不过气来。“这记忆是如此痛苦,”她说:“我永远不想再看到那堵墙。”

这种简单的情感——— 对于柏林墙和它所代表的东西的厌恶——— 极其有力,终于把尼班克分裂的祖国黏合起来。1989年11月9日,当东德政府放弃了边境控制,对统一的渴望促使人们推翻柏林墙,并在此后多年之中塑造了德国的政治。统一是德国上个世纪最大的成就,甚至比它战后的经济发展更加激动人心。但是,20周年之后,当德国迎接又一次大选的时候,人们提到柏林墙的倒塌,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些问题。

在德国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没有人提出新的使命,或者重塑德国、欧洲甚至世界的雄伟计划。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本来应在经济复苏中扮演领头羊角色,但它没有。德国往驻阿北约部队派驻了4000名士兵,对此德国人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觉得卷入全球地缘政治争斗会危及已有的舒适生活。

德国政治中最强烈的倾向就是避免大变,所以德国的选举通常会产生联合政府。毫无疑问,无论这次选举产生什么样的联合政府,都不会包括由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前东德共产党成员组成的左翼党。但是左翼党在东部获得的支持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东部德国人和西部德国人向来支持对象不同,因为他们认为彼此利益不同。与西部相比,德东产出更少、收入更少,失业率更高。根据东部慈善组织德国全民团结联合会最近的调查,每十个德东人中就有一个希望仍然生活在前东德体制下。物理上的柏林墙已经几乎全部消失了,但其阴影仍然存在,在德国社会中留下无数裂缝。

东德1952年关闭边境以阻止人员流向西德,但柏林这里的边哨仍有很多空子可钻。尼班克在舞蹈课上与丈夫相识。她本来可以偷渡到西德,但还是决定提交申请离开东德。两人于1961年8月5日举行婚礼,获准10天后离境。但是就在8月13日早上,东德军队用铁丝网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将西柏林包围起来,柏林墙建起来了。

在尼班克逃亡的那个墓地的南面,柏林墙就像一道绿色的伤疤绵延在维丁和普林斯劳尔堡之间的边界地区,在冷战时期,连接这两个地区的只有位于波恩霍莫大街的一个通道。这是1989年第一个开放的市中心检查哨。当政治局委员查博斯基宣布解除对东德民众的旅游限制之后,数千人聚集在柏林墙边,想要去看看那边的世界。一开始官员们试图把他们赶走,但最终因为人太多,当局宣布打开大门。尼班克的弟弟就在人群之中,他立即赶去看望姐姐。“真是一片欢腾,”她回忆说:“每辆汽车上都是欢呼的人。”

那天夜里,兴奋的东德人冲进维丁,经过现代化的高耸的居民楼。“西德十分招摇,它在柏林墙附近建筑了特别先进的住宅楼,”建筑历史学家A xel K lausm eier说。今天,跟着柏林墙遗迹走进这个城市,你会注意到那些低收入工作者都是德东人。但是也有令人吃惊的地理学逆转。收入较低者和失业者住进了西柏林维丁的高楼,而富有的柏林人则突然看上了普林斯劳尔堡这边优雅的19世纪小楼。冷战年代,这些小楼破败不堪,现在则被修葺一新。邻近的米特区也是一样,这里是柏林酒吧和餐馆集中之地。西柏林吸引了全世界前卫的艺术家、音乐家和制片人,但今天东边比西边更酷。“那才是有钱人想住的地方,”Klausm eier说:“在原来物理边界曾经存在的地方,出现了社会边界。”

同时出现的还有心理边界。当年,推土机到达贝恩瑙大街时,一位名叫M anfred Fischer的路德派牧师张开双臂挡在它面前。他的干涉抢救了维丁-米特段的柏林墙残垣,形成今日遗址的核心部分。人们计划为柏林墙受害者建一个永久性纪念堂,将他们的照片镶嵌在“记忆之窗”中。这136名受害者包括8名前东德边境士兵:两位在逃亡时被同伴射杀,另外六名是前西德警察为保护逃亡者而打死的。K lausm eier说,如果把他们排斥在外,就等于否认了前东德人受国家强迫的深度和广度。

到底要不要把前东德士兵列入受害者名单只是德国人面对历史问题时出现的争议之一。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前东德人还是前西德人,面对他们在法西斯上台一事中是否有责任这个问题时,都抗拒认真的思索。在关于前东德的问题上,即前东德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甚至是帮助了那个政权,也有类似的表现。一些人因为统一后日子不好过,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怀有虚幻的想象和怀念,这种“乡愁”正是“东德意识”复兴的基础。霍恩舍恩豪森纪念馆馆长纳比说,左翼党在德东的成功揭示了一种危险的健忘症。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左翼党直接描述为前东德共产党的继承人。“遗忘过去是人类特性之一,”他警告说:“这意味着无法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霍恩舍恩豪森曾是一座监狱。带着一帮游客来这里参观的Cliew eJuritza说,他曾在这儿坐过10个月的牢。他出生于1966年,18岁时因为第三次企图逃往西德被捕。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德东人认为Juritza和他的狱友们是咎由自取。Juritza在柏林街头和一位老人提起自己的经历时,那位老人说:“他们应该把你打死。”

现在Juritza靠做导游维持生活。

柏林到处都有纪念碑,非常庄重地表达了德国铭记艰难历史的渴望;而只要有纪念碑的地方,就会有个主题公园。在波茨坦广场,你可以和柏林墙旁边微笑的“边防战士”合影。著名的查理边检站已演变成了“前东德游乐场”。游客成群结队,为买冰淇淋挤作一团,或者购 买 俄 罗 斯 帽 子 和 印 有“I●BERLIN”字样的T恤。“统一真是太棒了,”15岁的亚历山德拉说,她来自德国西南部,正在博物馆的礼品店闲逛。问她为什么,她想了半天才说:“(因为东德人)也说德语。”

他们确实会说,有时还说个没完。只要有机会,许多德东人就会告诉你新的德国到底哪儿不对劲。“这是一种用完就扔的文化。”在柏林墙博物馆看厕所的女士说:“你永远不会知道任何东西的价格。在前东德,半磅的黄油在所有店铺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她收入很少,而她还得花钱买药和助听器。她感叹,要是在前东德,事情会大不相同,会好很多。

在年长的德东人中,这样的悲情感慨比较普遍。但尼班克的想法却不同,她在西柏林安家后生活也十分不易,1970年她离了婚。一直以来,她努力工作,老老实实地交“团结税”以支持东德经济。“我得为东德出钱,”她说:“但他们却充满了妒忌。”“我的儿子们对历史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如何在战争年代艰难地活了下来,他们对柏林墙也没什么兴趣,”尼班克说:“年轻人看重的是未来,不是过去。”

如果德国人想继续在德国这个全世界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享受美好的生活,他们就千万不能忽视,东西德都统一20年了,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还是非常顽固地存在着———不仅仅是存在于德东人和德西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移民和其他人之间。因为,如果说近来的德国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教训,那它就是:伤口若不医治,就会化脓。

在查理边检站的东边,柏林墙穿过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大道,向北同鲁迪-杜契克大道交会。施普林格曾是西德报业巨头,旗下报纸曾公开指责该联邦共和国当年的学生抗议活动及学运领袖杜契克。当杜契克于1968年差点被刺身亡时,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充分展现了年轻西德人对长辈们的愤怒。两年之后,巴德和迈因霍夫等人成立了著名的左翼暴力恐怖组织“赤军团”(R edA rm y Faction)。197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西德人中,有四分之一对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持“一定程度的同情”。

现代德国没有巴德-迈因霍夫团伙这样的组织。但是,根据德国内政部5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极右派极端分子的犯罪行为去年大幅上升了16%,这种上升以东部地区最为明显。7月份德国全民团结联合会的另一份调查显示,41%的德东人对外国人怀有敌意。

讽刺的是,德国土耳其人社团的一位领袖成员图兰(H ilm i K ayaTuran)数次前往德东地区旅行,印象都十分好。西德外来工人中的土耳其人发现,由于手上有钱,德东人待他们如上宾。最近一段日子,图兰在关注失业问题。在20万土耳其裔柏林人中,无业者高达50%左右(整个城市平均水平只有14%),他们许多人生活在老柏林墙沿线地区。“以前土耳其人来这儿是为了工作,”图兰说:“以前也有工可做,但柏林墙倒了之后,变化非常快。”随着德东人也到西边去找工作,土耳其人一下子发现自己被取代和孤立了。他们的孩子则不愿意被归化。在克罗兹堡和新克尔恩区,在窗户上、衣服上,还有人们的肩上和头上,到处都能看见土耳其的国旗。

“这些孩子对伊斯兰教感兴趣,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图兰说:“他们说,如果德国人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们。”总而言之,不能为境内穆斯林提供机会,是德国可能给它自己造成的另一个潜在伤害。

从根本上说,德国社会确实是强大而有凝聚力的。酸溜溜的德东人和愤愤不平的移民们也许不会导致专制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的复兴,但是,在柏林墙倒塌20年之后,德国仍然存在着失望和怨愤所形成的紧张氛围,这不由得让人对它的未来感到担忧。在奥尼拉街,一列车队鸣着喇叭驶过,土耳其国旗在空中飘扬。“这是婚礼,”图兰说:“人们在庆祝。当年,柏林墙倒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欢天喜地、拍手称快,但如今我们会说,柏林墙倒在了我们身上。”

译:Gary

Pankow   1970年   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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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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