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英戈?莫尔难过地哭了。当她在东柏林的亲戚开心地跑到勃兰登堡门、穿过柏林墙与朋友见面时，英戈却在遗憾“世界上最好的主义被一些腐败的官员灭掉了。”

英戈·莫尔穿着她最喜欢的红衣服，她的眼睛里透着喜悦的神采，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

她虽然已经82岁，但拥抱依然有力，思维依然敏捷。对她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已有一头猪那么老了”，或是养老院里那些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大喊大叫，而是孤单。“我很喜欢说话，但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说什么。”她委屈地说。

英戈·莫尔在这家原东柏林地区的公立养老院已住了近9年，尽管有亲戚在柏林西部，但她拒绝与他们来往。柏林墙倒塌已有20年，她心中的柏林仍有两个:东柏林和西柏林。而她，“死也不要去西部。”

至今她对东部仍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不过，她不喜欢德国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一个与她有相同历史背景和记忆的德东女人。有意思的是，这个表现得比土生土长的前东德人更像前东德人的老太太，本人却出生在西柏林。

英戈在战火纷飞的二战中度过了少女时期。1945年2月3日这一天她永生难忘，在一家毛衣批发公司工作的年仅18岁的她，目睹了盟军飞机轰炸柏林后血肉横飞的惨烈场景。十几具被燃烧弹烧焦的尸体中，就有她的两名同事。

那是英戈·莫尔经历的第一次国家主导的欺骗。“当时所有报纸都写着，飞机来了后没人死掉，其实纳粹是在骗自己的老百姓。”

不幸的事随后发生在她身上。盟军攻陷柏林时，美丽的少女被轮奸了。在她人生最灰暗的时期，威廉·莫尔，一个遭纳粹追捕、不得不四处躲藏的共产党员重燃了她对生活和未来的希望。德国战败后，英戈·科勒变成了英戈·莫尔，随丈夫搬入东柏林。

英戈喜欢听音乐和读书，却不喜欢看报，因为报纸经常刊登很教条主义的领袖讲话。为此她经常遭到已是东柏林法院大法官的丈夫的批评:“你不应该看他们怎么想，怎么写，而是要看他们写什么。”她的大半生都受丈夫影响，甚至入党，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对丈夫的爱。

英戈入党的时候，柏林墙已在东德的边境上竖立了4年。身为高官的妻子，英戈随丈夫出访过东欧的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则去过7次。但她去不了西方，也不得不像其他被柏林墙强行分开的家庭那样，忍受与亲人分离的煎熬。

“如果你有家人在西柏林，没有一个人会和你说，墙是一个好东西。东德政府有一个说法，那道墙把犯罪的人、把脏的东西挡在国门之外。我现在也觉得对。墙我并不反对，但它必须允许一个家庭可以互相看望。”说这话时的英戈·莫尔表情严肃。她说，人们必须理解她有她的历史背景和想法，希望没有人改变她，每个人都互相尊重。

但亲情的力量有时会激起英戈·莫尔对柏林墙的反抗。1965年，英戈的母亲病危，但她去西柏林探视的申请未获批准。那天夜里，心急如焚的英戈一直骂政府，和丈夫吵嘴:“如果母亲死了我也不能过去，这是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却连培养自己的母亲也不能探望，怎么可以这么没人性！”于是，她给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写了求助信。领导回信说，这不是他的管辖范围。但英戈还是拿着回信去了边境，最后被放行了。

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英戈难过地哭了。当她在东柏林的亲戚开心地跑到勃兰登堡门、穿过柏林墙与朋友见面时，英戈却在遗憾“世界上最好的主义被一些腐败的官员灭掉了。”

此时的英戈已不再是统一社会党党员，柏林墙倒塌前她就退了党。“我当时给党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说在电视里看到东德有多少贪官过着奢侈的生活，给东德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样腐败的官和党，我不想支持下去了。”

英戈一直很喜欢政治，以前有党的会议时她总是举手、讨论、说话，现在则完全对政治失望。

但她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对西边的“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她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柏林墙倒塌时，西部穷亲戚的表现更加深了西部给她的不良印象。令她惊讶的是，她姐姐的孩子以及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亲戚找到她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你是不是有银行的卡？我能不能刷你的卡？”“你现在可以给我们买房子了吧？”

英戈在前东德时的工作与老人护理有关，由于身体不好，她早早地退了休，主要靠德国政府给她丈夫的二战受纳粹迫害者赔偿金生活。而她的亲戚，只是西德普通的流水线工人。

1992年，英戈到德西地区的一个墓地寻找哥哥的墓碑。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看着姐姐的孩子送给她的地图时，她知道已经过了柏林墙。

（J.rg Beekmans义务为本文采访提供口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