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

与解职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个价值280马克的便携式收音机作为礼物。“对我来说，31年国家服务之后，只拿到了280马克！”雷奥提起此事便非常恼火。

按照当时东德延续下来的政策，满50岁的人可以领取退休津贴。这个陷入失业的前边防军上校要在5个月后才满50岁，然后才能从统一后的德国政府那里领到1200西德马克。

于是他选择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个月工，他拿到了1300马克。而之前他作为边防军上校的工资是月薪2000马克。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不仅如此，在这几年里，雷奥还常常被要求作为证人上法庭作证。作证的对象是他的部下，当年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东德民众的边防军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试图攀越柏林墙，被东德边防军士兵开枪射杀。柏林墙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枪，在场的西方记者记录了这个事件，费查成为第一个因试图翻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现在柏林所有纪念柏林墙的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这个年轻人的大幅照片。

至今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树林里，依然伫立着若干白色的十字架群，纪念那些被射杀的冤魂。

但雷奥上校还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觉得他们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命令。他没有想到几年后，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进了监狱。这个前边防军上校觉得不公，因为他也仅仅是执行命令。

柏林墙倒塌十周年前夕，正在等待入监通知的雷奥，对《焦点》杂志的记者说:“守卫国家边境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至死也要保卫它。尽管对96%的翻越边境行为，威慑和警告就能起到效果，但执意逃离的人就有可能被射杀！”

十年后在这间越南餐馆里再次面对记者时，雷奥的强硬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他终于开始承认对这些死者感到内疚，但又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是边防军军官，也是党员，东德政府颁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内心的认可。我服从这些法令，并以此来培训我的士兵，我们一起来执行法令，我们有什么错呢？”

在此期间，他甚至申请将自己的案件换到原来东德境内的法院审理，尽管这种管辖的改变，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诉讼的最终结果。法庭对他们的严苛，他宁愿理解为主要是受到西方媒体对柏林墙宣传的影响，“实际上西方的边境检查站也很严格，也会开枪。”

对那个解散了东德军队的裁军国防部长艾波曼，这个老军人不屑评论，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略带轻蔑地说，“你想想，一个牧师怎么可能有资格做国防部长呢？”

对沙伯夫斯基，雷奥和他的同事们也没有好印象。高级军官们共同的看法就是，沙是在推卸责任，“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没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起到应有的作用，那就是体制的背叛者！”

2000年2月到9月，雷奥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个监狱里一起呆了7个月。他也试图去问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二把手，在那个要命的关口宣布立即开放边境，究竟是一时的口误，还是故意而为。

“他反问我，你觉得这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