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保费率调升方案，历经“卫生署长”杨志良请辞，最后在“府院”慰留下峰回路转，“杨署长”不走了，但健保费率确定由4.55％调升至5.17％。对于为纾解全民健保财务困境，当局动辄以调高投保金额、调高费率为之，而从未彻底自收、支面提出改善方案，我们深不以为然，也深表失望。

台湾的健保制度自1995年开办迄今，健保费的收入成长极为惊人，从开办第一年的1,983亿元，至2008年已增至3,839亿元，成长93.6％，而同期间民众的实质薪资仅微升6.7％。以停滞的薪资来支应无穷的健保费用，殆矣！而为支应健保急剧的支出，近年台人负担之沉重、企业雇主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其实，这些年岛内民众薪资所以无法成长，雇主负担了沉重的健保支出正是首要原因。当员工怪老板不加薪时，老板心中也有不平，因为近年每家企业在健保、劳保这类“非薪资报酬”的支出愈来愈沉重。依据工商普查资料，近15年“非薪资报酬”占受雇者报酬的比例已由7.7％升至12.3％。“非薪资报酬”虽是雇主为劳工支出的一笔费用，但不会呈现在薪水中，员工自然没有加薪的喜悦。这些年在雇主提拨的健保支出快速增加下，难怪多数企业已无能力再给员工加薪，如今“政院”宣布健保费率调升，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几年劳工加薪的希望，更是遥遥无期了。

当局大员们每每以外人如何赞扬台湾的健保自我吹嘘，事实上台湾健保不论收支，早已存在结构上的大问题。以收入面而言，目前这一套收费制度毫无公平性可言:首先，何以一般劳工用全薪投保（100％的月薪），而所得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军公教人员却可以用93％的月薪投保？“马总统”口口声声苦民所苦，但他所念兹在兹的中产家庭劳工却需承受比公务员更重的负担，如此公平性何在？正当性又何在？在健保入不敷出的此刻，岂不应优先修正法规，让公务员与劳工一视同仁均以全薪投保？遗憾的是，马当局舍此不为，反而全面调升健保费率便宜行事，如此作为，岂能杜悠悠之口？

其次，全民健保的投保金额分级表历经九次修正，依最新公布的十组分级表，每位投保者的“投保金额”皆高于“实际月薪”。以第五组月薪38,201元的劳工而言，其投保金额却订在40,100元；第七组薪资57,801元者，投保金额更达60,800元；第九组月薪87,601元者，投保金额已达92,100元。投保金额高意味民众得缴更多健保费，这样的投保金额分级的设计，固然可以为健保挹注更多收入，但何以低薪却要高保？其正当性何在？

健保制度确实为台湾创造了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但健保的六类十四目收费标准、投保金额的分级逻辑却如此零乱，而且零乱到几乎没有公平及正当性可言。当局要课民众的税，尚且以薪资总额为基础，而我们的健保投保金额居然比薪资总额还高，难道健保财务急如星火，为挹注收入，当局就可以如此便宜行事，枉顾公平性与正当性吗？

过去十多年来健保费的收入成长如此快速，仍不足以缓和健保财务的恶化，显然这已不是调升费率、调高费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导源于健保支出过于浮滥所致。在当年健保开办之初，即有许多有识之士以日、韩经验，倡议“保大病不保小病”，以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当年曾投书建言:“在实施全民健保之际，绝不可轻忽先进国家失败的经验，以致重蹈其覆辙，要特别用心设法杜绝可能之浪费，在此前提下我们提议，一次看诊400元以下者，全数由病患自行负担，凡不论大小病，病患个人自行负担之医疗费用最高为1,980元，其余一概免费，…，小病在其个人承担相当比率医疗费用的制度设定之下，即自然会自我节制，不致于产生医疗浪费情形。如果不察世界诸多国家因健保浪费而致陷其财政于严重困境之实情，这次台湾实施全民健保仍将跟随他人失败之覆辙，实在是最为不智之举。”

时隔15年，今日再重读这段如暮鼓晨钟般的话，更加令人钦仰其高瞻远瞩。长期以来健保财务捉襟见肘，主事者不知重温智者的建言，痛加检讨健保支出，只会调升费率，实愚不可及也！以健保支出这些年来成长的速度估计，今天的费率调升绝不是最后一次，而一旦陷入年年调升的局面，如前论述，台人薪资恐怕永无提升的一天。如此健保制度到底是惠民？还是误民？

我们认为，以调升费率来解决健保财务困境，犹抱薪而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马当局若不能以公平性来检讨六类十四目的健保收费标准，以杜绝浪费的思维来删减健保支出项目，即令推出二代健保，仍难根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