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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事实说起
事实真相：皎皎者易污文章说：“9月10日，宜黄县政府为新客运站建设进行例行的强拆动员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因处置不慎，导致3名被拆迁当事人烧伤，强拆动员工作遂因此停止。”“把县委书记亲赴机场安抚当事人并劝说其放弃越级上访，就地解决问题说成是机场截访，甚至把当事人简单的上洗手间的小事，演绎成“厕所攻坚战”、“现实版保持通话”，并因此指责县委书记侵犯人权。” ———是安抚、劝说还是阻止上访，是躲避截访还是简单上洗手间？这些事实本不难调查，但是事隔多日，两个地方主要领导被免后，仍不见一个结果，可见当下事实真相的极度稀缺。因此文中“不慎”一词的妙用进一步把水搅浑就更令人无奈了。没有独立的调查机构，没有调查结果，没有真相，你怎么说，都说得通。 强拆不行 地方工作的难处文章说：“无庸讳言，这一事件对宜黄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县主要领导遭遇舆论的强大压力，众多与城建和招商引资相关的项目基本停止。县领导的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善后和“灭火”工作，一些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遭遇重挫，全县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如果因为这一事件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停顿，那么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五年。” ———看来在作者眼中，城建与招商引资是正事，大事，应当先抓，抓好，而自焚善后是牵扯精力的烦心事，小事。这实质是将地方经济利益凌驾于部分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之上。这不是GDP至上又是什么呢？GDP增长与仕途之间的深刻联系，看来游戏中人才能体会。媒体的误导与民众的轻信文章说：“但纵观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一些记者的报道未必都遵循了客观公正性的原则。”“人在内心都有追求崇高的欲望，这就是同情弱者，鞭挞强者，匡扶正义。正是这个原因，政府的负面事件往往能够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和共鸣。”“对于许多网民来说，对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并不特别关心，当然，他们也没办法、没必要把事实真相弄得那么清，他们关注事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心理折射和情绪渲泻。” ———媒体不应该成为所有事件的裁判者，它只是一个报道者。如果没有权威的调查者，没有公开公正的程序，这时候简单地说媒体报道可能是误导并不具有说服力。只能再次反证事件中真相的缺失，媒体报道权的保障不力。而民众同情弱者的心态更不值得批评，这恰恰是宝贵的社会财富，如何使得民众不再轻信，最好的办法是主动提供真相，保障新闻自由，这可以终止谣言，同时也会促进媒体良性竞争，使得媒体变现更加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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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GDP高速崛起中的宜黄眼睛始终在头顶上文章说：“统计数据表明，宜黄县2009年全县GDP 21.51亿元，是2005年的2.12倍；财政收入2.53亿元，是2005年的4.36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亿元，是2005年的6.19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亿元，是2005年的4.85倍。宜黄近5年的变化超过前10年，近10年的变化超过前20年。”“宜黄县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与近几任县领导的殚精竭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群策群力是分不开的。” ———作者盛赞宜黄近年来取得的GDP成就，对相关数字也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可见对这份成就相当熟悉，也相当得意，可见确实是游戏中人。可是感谢完各级领导之后，却不见提及这些数字背后，劳动者，投资者，让出土地差价的被拆迁户的巨大付出。可见地方官员看问题的眼光始终都在头顶之上和自身利益群体之间。这背后反映的执政逻辑是，出了成绩都是我的，被拆迁户如果阻止强拆影响地方经济，对不起，责任你负。这样的看问题方式，地方官民如何不对立？地区发展成本与拆迁户胃口之间矛盾应如何调和？文章说：“强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中西欠发达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落后至少二十年，中西地区财政困难，又普遍存在冗官、冗员、冗费等问题， “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十分突出。搞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大幅度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政府肯定吃不消。而与此同时，被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吊足了胃口的农民，做梦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在种情况，要政府与被拆迁户就补尝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难以上青天，于是被征地户、被拆迁户越级上访告状便成为常态。而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 ———对于本地落后问题，地方官员往往如数家珍。解决起来却常常把经念歪。土地财政就是这样一个来钱容易，却没有可持续性，且总是在侵害被拆迁户权益的办法。作为被拆迁户来说，争取更高的补偿是再实际不过的考量，这就与一心在土地中渔利的地方政府产生了直接利益冲突。这样的冲突双方没有平等的地位，协商无从谈起，在法制也保障不力的情况下，面对高举公共利益旗号的政府拆迁，被拆迁户之后一再采取激烈的方式对抗。强拆是否出事靠运气 “真诚”得足以让听者自惭形秽文章说：“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这次宜黄强拆出事，显然与以往强拆一般较为顺利有关，因此在对钟家实施强拆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过于乐观，现场处置也存在一些疏漏，同时，对于因不满政府强拆而聚集起来的、愈来愈强大的负面力量（尤其有记者加入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话是实话，是真话，但却是流氓逻辑，“真诚”得足以让听者自惭形秽。我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没有低下到没有起码的分析预见能力的程度，对于强拆的经验也不是刚刚在积累。在这里，作者反思的是没拆好的问题，而不是拆不拆的问题，也许这样的反思可以使地方政府意识到在强拆中一开始就对被拆迁户进行人身控制的极端重要性，阻止下一次强拆中发生人员伤亡。但这注定不能终结对强拆不断更加激烈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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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出的“新中国”基础是什么？文章说：“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见，当您安住在宽敞舒适房子里、当您行走在宽阔明亮的大街上，当记者住在高级宾馆挥笔写就痛斥强拆政策文章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脚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强拆手段征来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就作者的这个最为耸动的观点而言，他从功利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宣称拆迁维护了最大多数人利益，籍此为其正义性辩护。但从事实上看，拆迁经济其实更多的只是照顾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这与他所说的事实相反。而且完全秉承功利主义，表面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福利，但是在手段上违背绝对道德，肆意侵害一部分人的权益，其公平正义性应受质疑。现有很多强制拆迁正是如此。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崛起文章说：“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 ———发展的要义是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是民族复兴，赶超发达国家。退一步说，即使发展是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也并非是所谓“积极政府”，“强拆政府”的理由。这里的“积极政府”不过是行政权力无限扩张、肆意妄为的天性和不受制约的现实使然。中国的崛起绝不意味着中国低人权发展模式的崛起。农民为什么一直需要被教育？过高和过低估计农民的觉悟都是不对的，都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农民的任何要求都支持，貌似占据道德制高点，实则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他老人家不是也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 ———这样的逻辑和思维已经放下了现代人的所有理性和矜持，大胆充分的暴露自己思维深处对私权的极度漠视和霸道蛮横。法律无用论：既熟悉又可怕的逻辑依法行政是必须的，但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法律并非一用就灵，其中的问题很多，如所谓的“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问题；如精英治国模式下的立法者脱离实际、脱离民众的问题等等。过去，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常有这样的感叹：幸亏中国的法律没有完全执行，否则农村就要被搞死了！这种观点虽然偏颇，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表面上是在说理，实际上和上一条反映出的精神内核完全一样，这只能让人看到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骄纵和内心无边的黑暗。而且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曾经长期存在的事实，这熟悉又可怕的思维不能不让人提高警惕。人们为什么不用法律手段维权而选择信访？文章说：“从根本上，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君不见，政府负责行政复议的法制办和负责行政诉讼的法庭门可罗雀，而信访局却人满为患。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履，仍然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表面上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争议解决途径的信访与法律之争，然后又自问自答地认为信访持续增长，法治的不彰是国民素质底下的表征和结果。实质是企图以似是而非的逻辑掩盖自身不断破坏法治的现实，最终将起码的政治与法律常识抛在脑后，连最后的伪装也卸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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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Conclusion |
如一篇评论所说：“人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正是这种扭曲的发展观贯穿全文。”目中无人，就是这篇文章的内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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