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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起于“贪官免死”论
贪官免死？一石激起民意口水千层浪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刑法修正案草案，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是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但最牵动社会神经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中，有不少委员认为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 不用猜，网民几乎一边倒的对贪官免死论做出抨击：有死刑，贪官污吏尚且为所欲为，取消死刑还不更加肆无忌惮。而时评人也对此提出了诸多质疑。有人评论说，“由于手握公权，官员的贪污腐败社会危害程度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的经济犯罪。” 评论人王琳认为：“死刑的威慑力不容否认，反对废除贪官死刑的民意压力也不可漠视。为何废除贪官死刑问题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其真正的原因也许并非那些我们已耳熟能详的“人道、文明、国际惯例”等口号。而更在于实用主义的考量。”“对贪官保留死刑必要，对贪官适用死刑也必要。如果空有死刑的刑责设计，却束之高阁不愿动用，刑罚对贪腐官员的威慑力也就大大减弱了。以死刑没有威慑力，作为废除贪官死刑的理由，说不过去。贪官并不是哲学家，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刑法的威慑力是针对多数普通人的，那极少数不怕死的精英，本来就不需要刑法的约束或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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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死刑本身是暴力的示范更是对生命可以剥夺的暗示学者萧瀚认为，从法理上说，死刑是一种将国家暴力杀人合法化的制度，即国家意志认为，某些国民因其特殊的罪行而应当被有计划有目的地杀死。然而，这一制度设计与其制度总体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反对杀人，死刑却杀人。法律虽然反对谋杀，但它无法阻止人类中部分人不尊重生命，即使死刑也无法阻止。非制度性的个体谋杀是非理性的，制度却是理性地杀人。因此，死刑远比个体谋杀更具有暴力示范效应。 死刑的特点使得冤案无从救济萧瀚说，人类制度的不可能完美性，决定了任何司法，再完善的程序都无法避免冤案，而死刑的冤案具有不可逆性，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被冤枉执行，便无可挽回。因此，这通常会成为反对死刑的最有力论据，惟一能避免错误死刑的办法就是废除死刑。 “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的实际效果朱元璋为整顿吏治曾经大开杀戒，杀得血流成河，杀得花样百出，但是他自己也感叹：“吾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萧瀚说，认为死刑具有最高效力的震慑力其实是人们的错觉。迄今没有任何权威的研究结果表明死刑能够有效地降低犯罪率、防范恶性暴力犯罪；相反，倒是有研究表明中国历次“严打”过后往往伴随恶性案件高发期—许多罪犯（如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本无意杀人，却因恐惧被抓获而杀人灭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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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民意基础与同样残酷的现实中国法学界尤其是刑法学界，已经逐渐形成底线共识：逐步减少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部分学人认为应彻底无条件地废除死刑。但是调查显示这与民意背道而驰。萧瀚认为，国内死刑的民意基础主要包括：传统“一命抵一命”的陈旧观念；1949年之后整整30年间，没有成文的刑法典，并且和平时期缺乏法治甚至摧毁法治的状况，滥施暴力的现象随处可见，使得举国生命意识淡薄；国人对程序正义观念普遍陌生，不明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在剥夺人的财产、自由、生命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缺陷，而非法律业内人或非相关人却存在着虚幻安全感，这种虚幻的安全感使得许多人误以为死刑不可能降临自己，导致自己不可能被冤枉的错觉；同时，严重的贪腐现象也使得许多人误将震慑腐败的希望寄托于刑罚尤其是死刑，却遗忘了一个常识：弱势者在司法领域也是弱势，强势者在司法中也是强势，司法并不比其他领域更纯洁，作为官场的一部分，它也有它的腐败。 解决当下民意焦虑的重点：司法公正中国当下的讨论中，死刑的存废更多的聚集于司法公正、监督公权的问题，而不是死刑是否作为一种残酷肉刑本身。这是当下中国民意焦虑的重点。时评人沈彬说：“遏制腐败问题不能依赖死刑，而是要依靠制度制约、舆论监督、司法公正等；反过来说，在这些制度目前还无法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先对贪官废止死刑，自然公众无法接受。” 正视人权保障的必由之路：废除死刑如萧瀚所言，现实是“法意与民意的剪刀差中，死刑存废之讨论变得极度尴尬甚至困难，即使是减少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都会面临民意的压力。越是司法独立、注重程序正义的国度，死刑受限越严格，甚至彻底废除；越是没有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人权保障不力的国家，人们越热爱死刑。”但是必须看到，废除死刑是国人人权保障的必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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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Conclusion |
法学家贝卡利亚曾有名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其严酷性而在其不可避免性。死刑的废除必定有漫漫长路要走，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那就是促进司法公正，严格适用死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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