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认的三次移民潮都是“伪移民潮”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被公认的“第三次移民潮”则出现在2010年后的最近几年，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然而，在很多人眼里，这份数据未必可信，趋势也未必为真。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2010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而四大主要的移民输入国，以发达国家为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大国家都是信息公开的，政府每年公布的移民配额，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出现移民潮，这是媒体上夸张的说法，这是不严谨的。这样的报道在西方媒体里面可能出不来，但是确实有一个潮，那个潮是什么呢？是想移民的思潮。

“船票”有限，移民人数也不会无限制增加

然而，事实是不断高涨的移民热情面前，却是移民现实的严峻。2月6日，加拿大联邦政府向国会提交最新修订的公民法(Canadian Citizenship Act)草案，涉及诸多重大入籍政策变化。此次提交的修法草案建议提高一系列入籍门槛，包括将过去入籍申请者需要4年内住满3年的规定提高到6年内住满4年且每年不得少于183天；扩大入籍考试的年龄段要求，从过去18至54岁需要考试，扩大到14至64岁申请者必须通过笔试及英文考试；增加要求申请人的纳税记录；提高入籍申请费用等。社会普遍认为，该法案是对入籍资格的全面收紧。

2010年，投资移民人数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随后，主要一线移民目的国纷纷调高门槛，加拿大2010年调整投资移民政策，投资额提高一倍，新加坡等也纷纷涨价，澳洲则提高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要求等等。这表明，一旦移民人数过高，国外移民局会提高门槛抑制移民数量，而不会任由这一数量膨胀。

但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移民也是不争的事实

2013年，美国盖洛普网站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有2200万，居全世界之首。对于中国出现的“投资移民”热，国内外一直议论纷纷。英国《经济学家》曾感慨说，“成千上万中国人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成为富人，如今却在‘移民光荣’的思潮下希望离开中国，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背景下，这一趋势令人惊奇”。

然而，据《环球时报》报道，从事投资移民行业多年的内部人士说，一些热门国家的投资移民名额早满了，想申请都无队可排。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现在投资移民的人太多，另一方面是几个老牌移民国家纷纷缩减移民名额或大幅提高移民投资门槛。所以，从数字上来说，中国并不存在移民潮，只存在移民思潮。

子女教育是中国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目的

一位移民中介说，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而同属于一个公司的另一位移民中介则部分肯定了这个答案，“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对国内18个重点城市富豪的财富状况进行的调查。白皮书对富人们移民的原因分析认为：子女教育是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因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的高净值人数高达50%；想通过投资方式实现海外移民的人数排在第二位，占总人数的32%。

最近两年，环境移民也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2014年1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在北京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指出，根据过去一年多所发生的移民情况，中国环境问题的加剧成为精英和富裕阶层移民的重要原因。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超大型城市最早爆发出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在过去的两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是天气。2013年，中国境内大面积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长三角、东北、京津冀等地区，大气污染程度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相继发出红色警报。

作为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迁徙现象。当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寻找工作，加入生机勃勃的城镇化热潮时，城市的新兴阶层却选择逃离大都市，寻找梦中的“桃花源”。

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背后，暗藏着的是城市化进程中所衍生的负面问题。人们对污染、交通拥堵、生活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大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生活压力深感不安。逃离，从某个层面上说是在对所生活的城市的“用脚投票”。

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并不以身份而区别对待

很多人担心移民会引发资产外流和精英人才的流失。

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不会因为是中国以外的身份，就使得财产转移更加容易。国家外汇管理制度是根据财产的所在国来定，如果你的财产在中国，无论你是已获得了国外的永久居民身份，或是中国公民，都须遵从同一个外汇体制的管辖。

中国式移民：身份在国外，产业在国内

从办理投资移民的目的和动因来看，据2011年上半年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方便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群选择移民海外的首要原因，真正希望到海外进行投资或业务拓展的比例相对很少。已经办理了投资移民的绝大部分人士，仍将事业重心放在国内，对于他们而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将带来更为巨大的商业机遇。

在过去15年里，中国内地居民合法取得他国永久居留权的大约有150万～200万人，对中国总人口来说并不算多，其中的投资移民更少。而且这些新移民并没有“舍弃”中国，大多数移民者仍然扎根在中国，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国内奋斗的果实。只要中国经济依然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势头，就会始终对他们保持吸引力。

“身份在国外、产业在国内”的形式是一种中国特色式移民。只是为了谋求一种身份认可，而人和资产还在国内，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旦到了国外就赚不到钱了。

城市化进程中所衍生的负面问题不能再怠慢

中国“环境移民”出现了群体的分野。他们兵分两路，一个群体移向海外，去国外吸“纯氧”；另一部分依然留在中国，但迁移至环境尚未受到大规模污染的地区。

据研究机构对国际上主要城市PM2.5值的随机抽查，发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的大城市，其PM2.5最高值均比中国东部或中部主要城市的要小得多。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和资本原始积累，并且均在环境保护方面投注了巨大的成本。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富裕阶层纷纷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型国家，或者其他一些环境宜人的欧洲小国的重要原因。中国富人阶层希望在享受都市繁华和优厚福利的同时，坐拥优美环境和新鲜空气，这几乎成为了“环境移民”的理想生活方式。

那些依然留守在中国大地上的“环境移民”，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和知识，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由于无法忍受大城市拥挤的生存空间和糟糕的空气，毅然逃往云南大理、海南三亚、山东威海、广东珠海等环境宜居、人口总量相对较少的中小城市。

社会运行的随意亟待建立规则

当前移民是各种社会系统问题存在的表象。中国需要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来提高权力的透明度和加大对于公权力的制约。

中国人在国外做生意，绝大多数做不了。中国人不善于在清水里游泳，中国人只能在浑水里面游泳，到欧美发达国家基本抓瞎。关键是你的背景不会做产品，不会做管理，也不会做企业的方方面面，只会搞关系，那么恰恰到了那种国家除非做得很大，一般的生意，一般用不上这种天才，中国人到那儿基本上抓瞎，所以只存在思潮。

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备，法律也不十分健全，这导致市场权大于法，存在很多不公平，总是遇到能力更强大的，自己很难把控，企业家也有不安全感，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给人安全感的社会才不会“用脚投票”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期矛盾的日益凸显，国内民众的焦虑感日趋严重。有专家认为，新富阶层加速移民国外与这种焦虑有关。香港一家移民公司总经理黄海平十年前在广州做律师，代理各种诉讼让他赚到可观财富的同时，也让他对社会产生了摆脱不了的焦虑。现在，黄海平的客户几乎都是拥有上千万资产新富，这些人给他的感觉就像当年的他一样充满焦虑：担心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某一天会不翼而飞；担心食品安全等等。

人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这一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生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