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梅退出是对法医行业底线的一次叩问

8月19日，“马跃案”在北京一中院开庭，对于法医鉴定是否存在问题，双方各执一词。马跃母亲孟朝红曾申请马跃案所有鉴定人员出庭质证，不过，中国法医学会的两名鉴定人因为工作安排不能按时参加，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司法鉴定中心的三名鉴定人员中两名在国外不能参加，一名67岁“年事已高不便出庭”。

按理说，中国法医学会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法医工作者社团，是每个热爱法医专业人士的最高学术殿堂，它的影响力与公信力理应是法医领域至高无上的。吊诡的是，王雪梅“退会”的直接原因，竟是源于对该学会公信力的质疑。这值得深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王雪梅愤而抽身，甚至不惜赌上既有的学界地位，用“退出”行业这种“惨烈”的方式进行抗议？某种程度上，她的退出，也是对法医行业秩序与伦理的一种曲线叩问。

类似的“逆淘汰”现象也已十分普遍

中国法医学会本应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在“马跃案”上，却出现了争议，甚至学会副会长都要以“退出”方式，表达自身的失望，这不得不令人思考：法医行业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个“逆淘汰”时代？

“逆淘汰”一说，源于经济学的“劣币驱逐良币”理论，指如果市场上有两种货币——良币和劣币，两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因为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就会退出市场。

而根据《中国青年报》之前的一份调查显示，59.4%的公众感觉当前社会“逆淘汰”现象普遍，其中18.8%的人觉得“非常多”。仅4.1%的人认为“几乎没有”。

领导本位：听话的人总是要更吃香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性之中。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

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出现“逆淘汰”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把手”或者领导要想集中权力，就要分权制衡，就一定会找比自己能力差的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能力较强的人会慢慢被淘汰，能力较弱的人反而会受宠、重用、升迁。

制度导向：当规则出现问题时，劣质的东西就会占优势

当制度、规则导向出现问题时，劣质的东西就会占优势。比如大学里的科研评价体系，没有倡导正常的教育价值观和学术价值观，强调数量不强调质量，就会让急功近利、喜欢钻营的人如鱼得水，为追逐丰厚利益去搞“社交学术”，通过潜规则获得资源和头衔。而一心科研、不愿钻营的人可能连基本的考核都通不过。

有那么多人把职业仅仅当饭碗，当谋生的工具，把对人的漠不关心当作职业生存的第一技能。甚至，守护尊严，坚守底线，似乎意味着要把自己变成另类，要付出牺牲，带着悲剧感，准备好承受昂贵代价的超凡勇气。在这种环境下，又有多少个王雪梅，要以退出职业生涯的方式守住自己的底线呢？又是什么让职业良知和尊严的坚守者，心生“浊世而独立”的悲怆感，只能以退出甚至牺牲的姿态，无力地独守自己的一份洁白。

“潜规则”盛行架空了“明规则”

“潜规则”在“明规则”之下，可“潜规则”之下还有“潜规则”。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一小部分权势人群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并在彼此之间交换这种“先得”的特权。

“潜规则”之所以盛行，并不是没有“明规则”，多半是“明规则”执行不力或者是不够透明、清楚，公众对此不买账。久而久之，“明规则”成了摆设。如果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再长一些，难保“潜规则”架空了“明规则”而变得堂而皇之，那才是最可怕的。

“潜规则”的大量存在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有紧密联系。在中国，官本位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跑关系、讲人情也是自古有之，钱权理法在中国大地上都能发挥一些作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劣币也确实更容易驱逐良币。

关注王雪梅，是关注这个社会的底线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职业获得尊重，但没有职业的自尊，又何来尊重？现在，似乎不少行业都在被污名化、妖魔化，不少从业者都在抱屈，呼吁尊重，要求体谅，要换位思考。与此同时，这些行业又似乎都有着难以为他人道也的苦衷、隐情，那些自我作践的人、自我矮化的人、苟且于职业生涯的人，就连呼吁尊重的声音都未见真情实意，因为一个整体滑坡的职业环境，正在帮助他们开脱责任，减轻了内心的耻感。

现代社会，我们的社会生存往往体现为职业。职业构成了我们面对他人、面向社会的第一重身份，职业道德成为个人内心道德最首要的表现方式。还有各种关乎生死、公平、正义的职业，即如王雪梅从事的法医鉴定工作，往往被赋予着极高的道德期待。而每一样职业，也一起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共同底线，这就是没有行业区分、一些为人深信不疑的基本良知，即如不伤天害理，而这又是人之为人的底线。

“逆淘汰”一旦成为“路径依赖”，将泯灭社会的正义与良知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思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逆淘汰“现象，可以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解决，将会伤害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