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杜继文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荒诞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

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

这是《南方周末》不久前的一篇报道中的片段，这篇揭示《“大师”背后的大人物》的文章，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权力为“大师”疯魔的图景：

“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

想象下当时的场景，满堂朱紫追捧气功，可以称作寻找“信仰”吗？恐怕并非如此，这些高级官员中绝大多数参与过缔造共和国，如果说他们的唯物主义信仰此时业已动摇，需要志怪神鬼之类的东西填补，试问举国上下又有谁的唯物主义信仰会比他们更坚定呢？

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否有普遍信仰的国家就不会出现非理性的“伪科学”、“邪教”呢？

事实绝非如此。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东正教信仰根深蒂固，沙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宗教的象征，然而，“妖僧”拉斯普金同样以“法术”靠近了帝王家，为皇太子“治疗”根本无法治愈的血友病，最终甚至干预国政。

如果说这还是因为上层路线的偶然性，当今科技最发达、宗教信仰普遍的美国，也有1000多个邪教组织，英国则有狂热教派604个、法国173个，西班牙全国则共有200个“具有破坏性”的邪教组织。

可见，以信仰缺失作为“大师”讨论的基础，本身就是虚妄的。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有一种宗教信仰真正占据中国人的头脑，即使在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都是毫无疑问的世俗社会。三千年不问，只问三十年，无论如何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那么，老干部们究竟图什么？《南方周末》的文章给出了答案：养生保健。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今天轮番倒掉的大师们的手艺，在30年前的名头竟然是“科学”，想来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头条即钱学森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

作为人体科学的著名支持者，钱学森的上述论述，无疑为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加持了一重科学的光环，即使这些门类树立起了无数大师，又纷纷倒掉，其概念本身，在30年前终归是在唯物主义的核心世界观之下存在、流传的“术”的概念。

换句话说，在官方扶持发展的前期，有权力的支持者们并未意识到“伪科学”和科学的不同，也并没有将其向“信仰”的方向延展。

理解了这一点，再看如上三者的共通之处就显得清晰了，其间的发展演进也是顺理成章。

人体特异功能最先被官方媒体挖掘，公认的标志是1979年《四川日报》报道能“用耳朵认字”的12岁少年唐雨，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冒头的“高人”甚至惊动了党中央，引来胡耀邦的批示。

此后，奇人张宝胜的走红，反对“伪科学”斗士们的反击，都围绕着特异功能是不是魔术杂耍的“术”的问题，纠结了十几年。这些其实仍旧停留在精英认知和分辨的阶段，或者说会是对有形的“神迹”的事实批判。

然而，真正在中华大地上引发全民狂热的却是之后的气功大师们，而特异功能反而退居从属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大师的“保留节目”，乃至于王林口中的“娱乐节目”，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脱离对特异功能、气功，乃至于“包治百病”的中医理论本体的事实判断，而将其做一个大众传播的题材来分析，就会发现，三者之间尽管功能指向一处——养生治病，效应和参与度上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简言之，是一个“由神到人”的逻辑链条。

人体特异功能本身是以类似“神迹”的方式存在的，其出现的不确定性是认知的前提，这也是能够“意念移物”的张宝胜“大师”与敢于吹嘘自己在千里之外发功扑灭大兴安岭大火的严新“大师”的本质区别。

正是由于其不确定性和特殊性，人体特异功能的神迹被人们吹捧，却难以实现复制，这对于受众的希求而言，尤其是科层等级化的中国社会而言，无法实现普惠，自然感受到饥渴。

而气功以特异功能敲门，再进行传功授法的手段明显突破了“神迹”的界限，而与“六亿人民皆尧舜”的固有价值观念暗合，即只要找对方式，突破科学规律的自我实现完全可能，从而吸引“信徒”进入气功大师设定的话语体系之中。

上文中提及的老将军和部长们，无疑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而“包治百病”的中医大师们则有着不同的传播逻辑，“神迹”本身的塑造并非公开的表演、相对密闭环境的心理暗示完成的，而是更大规模地借用公共传媒的力量，宣讲似是而非的理论和无法证实的治愈个案，与媒体的公信力捆绑实现由江湖骗子到中医“大师”的蜕变。

对于上述情况的解析，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论述无疑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只是一个被动的产物，英雄的出现是必然的，但具体是谁成了英雄，则是偶然的。这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他必能够向人们供应幻觉，因此，他就能够很容易地成为那一个群体的主人。”

如果我们将勒庞的语境由革命这样一种群体改变命运的背景，改换为近30年来中国人对于生命、健康、命运不确定性的共同诉求的话，严新、张宏堡等等“大师”恰恰担当了这个“供应幻觉”的角色，而他们的经历，不过是已然沦为邪教教主的“同行”李洪志造神过程中的一部分罢了。

可以说，自大师出现的一天开始，是否奔向邪教，只在于大师本人在何时停步。就此而言，近期被我们口诛笔伐的王林大师，本身已是懂得做人思危、思变、思退的“好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