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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美院教授陈丹青辞职

2011年04月22日 09:37
来源:新华网 作者: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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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美院教授陈丹青辞职始末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后游学美国。2000年,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去年年底,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3月是各大学招收硕士博士生的时节。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斥着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教授辞职后的争论:

要这么多“有知识没文化”的博士干什么?

从陈丹青自己的气话到因之而引起的一片谴责之声看,火力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落后于时代,招生标准太机械死板,因而埋没了一大批人才上。学术机构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考试科目的设置欠妥,科目间的主次失序等的确急需改革,也的确应该因学科而异,大可不必强求整齐划一。然而,若论招生标准,尤其是研究生招生标准,虽然标准本身有待改进,但现在的情况恰恰不是标准把握太死太紧,而是太松太滥,使原本含金量相当高的中国大学所颁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大贬值,不仅自己觉得不地道,在国际上也被人另眼相看…… [详细内容]

陈丹青说:“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的学术领域开始沾染上日益浓厚的行政色彩,学术行政化逐渐深入到高校的各个学科中,就连非功利、非程序性的艺术学科也未能幸免 —— [学术行政化 繁荣背后的制度硬伤]

《西藏组画》 点击小图见大图

在陈丹青的经历中还有一点十分有趣,那就是,他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

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 —— [陈丹青离校出走 我们都有责任]

我在很多会议、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愤怒”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表示深恶痛绝,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在慷慨激昂之后,他们中间似乎很少有人采取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鲜明地公开批评,但难道不可以多少为改变不理的东西尽力?至少不要一面批评,一面却又支持和巩固,以致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 —— [“陈丹青愤怒”拷问研究生招生体制]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缺乏灵活性,存在不少弊端,在形式的公平背后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它首先表现在高校招生制度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人才选拔的差别,本科生与研究生区别不大,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区别不大,基本上(除了比例不大的委培、定向与论文博士等)都采取统一考试并依据考分高低进行录取的原则 —— [研究生招生制度亟须增加灵活性]

中国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水准整体上大幅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有人认为问题出在研究生扩招速度太快,一个导师指导几十个学生,一个茶壶配几十个茶杯,难以精心指导。我不赞成博士硕士大跃进。这几年研究生教育扩张的速度的确早已超过了教育发展规律的限度。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有上百年的历史,才达到一年招收几万博士生的规模,中国几年工夫就要赶超美国,肯定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具体到操作层面,与师生比例问题相比,研究生考试制度和选拔标准的不合理更为致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本来是高级研究人才,选才甚至比指导更重要。标准合理,真正有才华的学生只要能选进来,导师指导并不费力。即使一把茶壶多配几个茶杯,照样成才。孔夫子一个人带了几千名学生,还出了七十二贤人。现在的选拔,政治、外语是硬标准,专业反而成了软标准。有的学生既无学术研究的潜质,又无学术研究的兴趣,考博士纯粹是为了拿文凭。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一把茶壶配一个茶杯,也难以造就。陈丹青看中学生的专业才华,因为外语的原因,就是招不进来,招进来也拿不到学位。如此荒谬的招生制度,加上如此离谱的扩张速度,如果质量不下滑,博士文凭的含金量不下降,才叫不可思议! —— [从陈丹青辞职谈教育体制]

 

奇怪的感言:

校长为何怀念“非典的那段日子”?

不久前,《中国青年报》刊登“‘县中’匿名校长:我们在培养废才”一文中,江苏一位校长说:“我最怀念的就是‘非典’那段日子,没有评比、不用参加考试,大家都按照规律办事,让学生们注意身体、劳逸结合。作为一名特级教师和校长,我深深地为我们的教育感到悲哀,我们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了。”由感于此,这位江苏的校长接着还说,在他看来,造成目前教育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行政干预太多,教育管理者不懂教育和追求短期效果…… [详细内容]

教育观察:招生体制不应是人人皆输的游戏

经常听说双赢的故事,虽然事实上未必有那么多。纳什之后的博弈论家告诉我们说,由于人们足够理性,因此社会博弈多半都是达到不悲不喜的纳什均衡,一个平庸的结果。尽管如此,双赢的故事还是鼓舞人心,它至少表达了美好的希望。不过“人人都输”的伤心故事确实不多见,如果需要实例,我愿意举出我们目前的招生体制……

在传统观念中,“高层次研究型人才”、“3年学制”是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认识,然而这一认识目前遇到了挑战。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硕士生培养定位及硕士生学制研讨会上,与会的有关领导、专家发出共同的声音:硕士生培养年限由3年或2年半缩短为2年,是硕士生学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前几天,我和一位大姐小聚。她是博导,刚过60岁,就主动要求停止招生。我问是不是制度规定,她说,是我不想带了,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连像样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又不能不给学位,太累了。我说,向你推荐一个人才,于是提起某杂志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说,看过,有才华。我说,作者今年32岁,正想考博士,让他考你们院的博士怎么样?她说,不知外语怎么样?我知道,外语不是这位考生的强项。她即使想成人之美,恐怕未必能如愿。

 
[责任编辑:魏巍] 标签:陈丹青 教授 学习用 1980年 学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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