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专家都将矛头指向了务工人员

北京地铁涨价的传闻不是第一次了，甚至时不时也有专家、学者出面呼吁一下涨价。就在涨价消息传出的几天前，央视评论员杨禹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北京很多改善民生的财政投入都被非户籍人口分享了，他担忧“这座城市，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冲向自己的承载力极限，冲向城市崩溃、所有市民的生活质量都恶化的那一天”。

无独有偶，12月16日署名为“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张彬”因一句“北京大量人有事没事就坐地铁出行，应提价”火爆了网络，但在同一篇稿件里还说到：“张彬认为就是要补贴北京的市民，没有义务对全国来北京打工的人或者来北京旅游的人全部进行补贴。”对旅游者补贴可以商榷，但加入对北京市民进行了补贴，又有什么理由不对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打工者进行补贴呢？仅仅是因为一纸户籍，还是要利用价格杠杆和经济手段让这些城市底层离开北京？

务工人员又恰是“价格敏感群体”

利用价格杠杆让务工人员离开北京，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根据一项统计显示，对地铁价格最不敏感的是上班族和学生群体，因为无论怎样，这一部分人是刚性需求，涨价也不得不做。而包括务工人员在内的城市底层，却在几乎最敏感的之列。这盖因他们的收入和居住环境所决定。

201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北京市民平均通勤时间长达1.32小时，而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居住的更为偏远，通勤时间可能接近两个小时。而对比他们的收入，无论是“蚁族”还是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城市底层，他们的收入水平都是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的。长距离的通勤加上有限的收入，自然就构成了“价格敏感群体”。

而且，他们选择和改变的空间极为有限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种状况，城市底层除了默默忍受以及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之外，并没有太多可以改变生活的办法。地铁涨价，无论是高峰涨价还是分段计价，对他们来说，每月多支出一两百元或许也不会那么轻松。

假如改乘地面交通。刚才我们说到，城市底层一般居住在城市边缘，借助轨道交通长距离通勤。改乘地面交通就要面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堵车，而北京几个城中村密集分布区也多是进城堵车路段，也许经济成本下来了，但时间成本会大幅上升。

假如换到城内租房。北京城内高企的房租自然无需多说，连很多白领承担起来都多有困难，更不消说这些城市底层。而且，北京近几年来都在不断地清理地下室和群租房，曾经能够给这些低收入群体的落脚之地，如今也没了空间。

假如工作换到城外。这或许是最实际的了，但是北京有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城市，大量的资源集中在城内，城外的工作机会还是比较有限，给城市底层选择的空间或许并不大。

那么，面对高企的生活成本，忍受不了的城市底层或许真的只有选择离开的份儿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

其实，最近大城市对于人口的调控也是有背景可循的。一个多月前结束的中共中央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里就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而在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再次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对人口的合理调控，或许是未来城镇化的重点。

过去的行政手段已经行不通，只能借助于经济手段

只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之前管用的行政管理手段已经行不通了。这首先表现在户籍对人的控制不再那么强，的确大城市的户籍还隐藏了不少的隐性福利，但是对于没有户籍的人，对于他的实际生活也构不成太多的影响。同时，过去依靠“暂住证”等证件的行政管理方式也起不到相应的作用。行政手段对于人口流动的管理其实已经没什么效果了。

于是经济手段就成为人口调控的主要手段。只是，经济手段有很多种，而大城市却纷纷选择了“适者生存”。如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所称：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

他说：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所以，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加大一切在京成本是唯一的生态门槛。

从打击群租到地铁涨价，这些举动都指向了城市底层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人口调控”的旗帜下，实打实操作的其实是“驱赶穷人”。上海世博会的口号特别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在“驱赶穷人”的城市里，城市只是看起来让生活更美好。一个健康的城市都会存在高、中、低收入群体，人为地消灭低收入，那么低收入群体的工作由谁承担？

一个被重复无数次的观点是，城市的人口调控应该由资源的配置和流动完成，这是通过合理的经济手段来引导大城市的人口。但是很不幸，北京汲取了近乎所有的区域资源，又在不愿放手的情况下试图通过认为的经济门槛拦截一部分人口的流入甚至使部分人口流出。很难评价这样做的效果，但是一个健康的城市绝不可能只有中高端产业。

“理想状态”下，很多人出于经济考虑而离开大城市

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或许会使很多人做出考量，即“在北京的工作收入-在北京的生活成本”是否大于“在中小城市的工作收入-在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在所谓的理想状态下，当前者小于后者时，人们出于经济学理性或者说天然的趋利本能而会选择离开北京，而到其他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同时，这样的“理想状态”也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即低端服务业的价格上涨，而这种上涨必然是要由城市的市民来承担。

但现实未必会如此，大城市的魅力并不止经济收入

但现实和人的思维永远不可能像经济学解释的那样简单。对于城市底层来说，北京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意味着更好的生活以及更广阔的机会与空间。无论一个人受过怎样的教育，很少人都只会在一个变量上考虑问题。所以，与其说提高生活成本是在进行人口调控，还不如说就是在“驱赶”。

这又回到了老问题上，资源的不流动，使北京与外地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其实很难只用经济收入来弥合。从2009年的“逃离北上广”到不久之后的“重返北上广”，白领群体经历过这样的一次。如今对于城市底层，只以经济层面来衡量他们，未免显得有些浅薄了。

生活成本的提高未必会压垮底层，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会一直存在

种种的因素作用下，其实生活成本的提高未必能“驱赶”走多少城市底层。交通成本的提高，他们可能会改变交通方式，哪怕是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居住成本上升，也会不断地通过远离城市中心来解决，甚至极端情况下出现“井居人”的状况。城市，最初吸引人的可能是经济因素，但长久下去，吸引人的绝不可能只是经济因素。

只不过，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地位会越来越边缘，不要说城市主流，恐怕连正常的市民待遇也无法享受。之前有一个调查显示，抛除房价因素，北京的生活成本比很多中小城市还要低。这里边有北京市的财政补贴，有大城市发达的物流，也有中心聚集作用，同时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些提供低端服务，同样在支撑这座城市的“二等公民”。